[古琴教程] 古琴的音乐与文化品格（2）
三、古琴文化的外延
古琴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已绵延了数千年，从古琴文化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历史过程中的兴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革，从有文字以前远古的传说和出土文物，到有文字以后的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教育、绘画、建筑、文学、诗歌、小说、戏剧几乎无一不与古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古琴与天文、历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季节时令，这就促进了古代天文知识的发展，《尚书》、《诗经》、《春秋》、《左传》都有关于星象和日食、月食的记载，古代“五行”观念就源于金木水火土这五个最早实际观察到的行星，古琴定弦按五声音阶就是与“五行（星）”相配合的。
五声 角 徵 宫 商 羽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行 星 木 火 土 金 水
随着实际观察到的星体增多，古人为了说明日月及五星的运行和季节的变换，把黄道（地球一年绕太阳转一周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附近一周天按由西向东方向分为十二个等分，称为十二次，（相当西方黄道十二宫），相反，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由东向西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辰（后称为十二地支），我国古代用阴阳合历，平年十二个月，《礼记•月令》、《吕氏春秋》都载有十二月与音乐十二律的联系，《礼记•月令》称为“律中”，郑玄注为“律应”，即长短有制的十二根“律管”以葭莩灰实管口埋于地，某月令到，相应律管中葭灰飞动，称为“吹灰候气”以确定乐律的标准，以上古琴乐律与天文、历法各项关系对照如下：
琴音
十二律 太簇 夹钟 姑洗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黄钟 大吕
周天
十二次 玄枵 诹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 星纪
年度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地支
十二辰 子 亥 戍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黄道
十二宫 宝瓶 双鱼 白羊 金牛 双子 巨蟹 狮子 室女 天秤 天蝎 人马 摩羯
古琴的长度也是根据天文、历法确定的。《尚书•尧典》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实际上四季循环的周期约为3651/4日）明杨掄《太古遗言》称“琴制长三尺六寸六分，象（周年）三百六十六日也”。古琴五声、十二律都与天象合，有其客观合理性，至于长度亦按天象，则是制琴者刻意为之，盖为表明古琴之崇高合乎天经地义，钟爱郑重之意未可厚非。
（二）古琴与度量衡
《尚书•尧典》“同律度量衡”，即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用乐律标准音来规范社会生活中处处遇到的度量衡制度。度量衡器的标准件用任何材质都会发生热胀冷缩变化或磨损，而用黄钟标准音来规范度量衡标准，实在是最合理最先进的思维，这是中国古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其法是以古琴第一弦（黄钟宫）丝数为9的乘方（81），而竹管黄钟的长度则是9寸（径三分），请注意黄钟及宫音之数都是9，据宋代蔡沈《律吕新书》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数为九。”以黄钟定度量衡之法为：
度：黄钟之管长九寸，分作九十段，每段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量：黄钟之管长九寸，径三分，内空可容黍一千二百粒，名曰一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衡：一黄钟管所容黍（一千二百粒）之重为十二铢（即一百粒黍之重为一铢），二黄钟管所容黍之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由上可见，古琴第一弦的黄钟不仅是乐律的起点，而且是古代度量衡的标准。故《史记•乐书》说“六律为万事根本。”而《后汉书》则直接称：“黄钟为万事根本”。
（三）古琴与诗歌
诗歌的诞生，与音乐有不解之缘。墨子说：“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可见《诗经》中的风雅颂都可入乐。后来一些文人诗主要供阅读和吟咏，不必引吭歌唱，但也要有音韵和节奏的美，因而古典诗词都讲格律。从本源上讲，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在远古社会密不可分，共同组成了原始图腾崇拜和巫术仪式的基本内容。
历来诗人和琴人有着广泛的联系，有的交往非常密切，许多诗歌写的就是诗人与琴人之间的情谊。如高适在送别著名琴人董庭兰的诗《别董大》中就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唐代很多诗人能够弹奏七弦琴，从许多专门为某道士、某山人、某尊师、某处士等人弹琴而写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著名诗人李白的诗作中提到的琴师有蜀僧睿、岫师、卢子顺等；元稹的诗作中提到的琴人有柔子、庚及之，姜宜和他的妻子等。这些诗歌中描写到的琴人各有特色，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所弹奏的琴曲艺术风格各有千秋。专业的琴人在唐诗中有董庭兰、杜山人、姜宜、颖师等。从这些描写古琴艺术的诗歌中，我们看到古琴在唐代文化生活中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全唐诗中有不少反映琴曲艺术的作品。有些诗人对古琴非常爱好，经常弹琴自娱 ，有的自创琴曲，一抒已怀。初唐的王绩，盛唐时期的王维、李白、李颀，中晚唐的韩愈、白居易、温庭筠，以及此后历代文学家如欧阳修、苏轼、姜夔、李挚、张岱等，对古琴曲有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生动的描写和精辟的评论。这些关于古琴的诗歌篇章，可供我们了解琴曲艺术的成就和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四）古琴与散文
古琴曲的一大特点是其相当的自由节奏，这和文学作品中的散文体句法相似，二者都在自由驰聘中追求内在的韵律和节奏，在自由的节拍中追求整齐统一的美。古琴为什么会和其他乐种卓然不同？这主要和古琴蕴涵的文化传统和哲学理念有关。从传统和渊源上来看，古琴并不是最求听觉意义上的美，而是对天地宇宙、万物自然、人神世界的沉思。古琴中的欢愉和忧伤更富有形而上的思考价值，都超越于现实生活本身。当然古琴音乐的“散”与“自由”是相对的，古琴曲还是有节奏律动和规律的。弹琴指法本身就有节律作用，含有时值逗顿的区别。无论是就道德伦理层面，还是就个人自娱的层面，古琴都在自身的艺术形式中追求思考和超越。古琴的风格并非单一，是丰富多彩的。在这方面可以与我国传统文学作品相类比。从先秦诸子散文到两汉辞赋，从唐宋八大家到明清小说，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古琴和古琴音乐艺术的文学论述可谓数不胜数。有些文学家自身就是著名的琴家，不但能对琴曲艺术评点得失，（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妙玉之口评论林黛玉弹琴时的心理状态），而且可以自度曲目，为琴坛增加亮色，如司马相如、蔡邕、嵇康、苏轼、姜夔等。文学家的事迹和他们文学作品里的玄思和意境，人物形象和崇高的思想品质又为琴曲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著名琴曲《离骚》就来自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作家屈原同名诗作《离骚》。又如琴曲《正气歌》就来自民族英雄、状元宰相文天祥。
（五）古琴与佛教
古琴文化具有广博的容纳度和强劲的融合力，“琴禅”的出现和存在即是明证。佛教于公元前5-6世纪创立于印度，约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魏晋时始创中国佛曲，《鱼山梵呗》据传系曹植作，东晋时庐山慧远（334-416A.D），以音乐舟楫弘扬佛法；“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国风格的佛乐传统正式形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都信佛法，且“素精乐律”，梁武帝尤为擅长七弦琴，他亲制《善哉》、《仙道》等十首佛曲定为国家雅乐，在隋代被列为“华夏正声”。隋唐五代佛乐达全盛期，韩愈《华山女》诗“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反映了当时盛况，宋元时期佛教音乐休系趋于完成，密教因《焰口》法事而作《音乐咒》，以南宋禅宗第十二代传人普安之《普安咒》为最，该曲以奄、资、罗、支、夷等79字母，据“悉昙”“声明”之学制成，明清时演为传世名曲，至今盛传不衰。自慧远以后，凡文化较高僧人多会弹琴并与琴人结为挚友。北宋朱文济、僧夷中、僧义海、僧则全、僧照旷五代承传琴学，形成长期延续而卓越的琴僧系统。
佛教中，“静”、“空”是一种宇宙间的大智慧，一种苦寂主体本身心境的提升。弹琴需要清明的心境，非清心不能尽古琴之妙，因此弹琴近似于佛家的修炼。拥有一张古琴，便多了与山水自然、与往圣先贤交流、与天地相适的乐趣，可以淡忘红尘中名利的纷争困扰。发展到禅境的佛家，其最高境界为不立文字，当下了悟，追求顿悟，立地成佛。这种境界实为最虚、最灵动，也最笃实、最直接的境地。音乐艺术本身不需借助文字而明心见性；而古琴之乐所追求意境之深、远、静，是必须讲求与心之虚静相配合的，所以，古琴之音达到一种禅的境界，琴禅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古琴之音天然能与佛家相容，佛家的境界又扩展了古琴的审美倾向。
古琴以其自身的特质和品格，契合儒、道、释三家哲学的理念，使得它在审美意向上有极强的包容性，并以其自身所给予人们的主流审美意识特立独行于传统音乐中历千年而不变。
（六）古琴与绘画
现代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经研究认为，音乐的声波与视觉色彩的光波都是一定频率的振动，可听性声音的频率范围是每秒种16-40000赫兹，可视性光波的频率范围是每秒450-780兆。大科学家牛顿也把赤、橙、黄、绿、青、蓝、紫等7种颜色与音乐中的7个音相类比。音乐与绘画艺术间有天然的共性。
中国的绘画艺术以直觉的方式来感觉色彩的万千变化，西方绘画刻意追求光学、几何学和物理性的表现。同样，中西方的音乐艺术也是如此。西方音乐在音色方面更加重视物理方面的价值，以及心理上的相似性联想。如低音给人以黑暗、沉郁之感，相对较高的音则令人觉得有光明、朗丽之感。中国音乐对于音、调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一种情感和直觉体验。如元代六宫11调的“宫商声情”之说，即把每一宫调与各种情感感受联系对应，如“仙吕宫”“清新绵渺”、“南吕宫”“感慨伤悲”，“黄钟宫”“富贵缠绵”等。
中国音乐与绘画都不是单纯追求音响或色彩，而是赋予音响和色彩以情感。音乐以声情为主，音响为辅，绘画以墨为主，色为辅。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与民族音乐有着天然内在的生命联系，有共同的文化哲学基础。古琴是文人化的音乐，与宋元之际文人画息息相通，追求的是清远、高远、旷远，在简约、静谧中获得丰富的生命，都希图与天地自然相通，与政务人伦相协，求得人生境界的大智慧。古人追求忘情于山水的精神境界，于是用笔触来描画。如琴、画并优的宗炳尝卧观山水之趣，澄怀观道，与琴为伴。他的《画山水序》即是一篇完整的富有哲理的山水画论。与他的琴艺思维相一致。
中国山水画与七弦琴在审美倾向上精神气质相通相合，可谓水乳交融，如在观赏元人山水画时，聆听古琴曲《高山流水》或《潇湘水云》，在清远淡雅的琴音中更可体会到画中“远”、“澹”、“雅”的境界，深刻体味传统音画殊途同归相得益彰之妙。
（七）古琴与剑
琴与剑，历来作为我国文武两端的象征，“剑胆琴心”这句常见的成语素被作为人们品格修养的目标和对人气质评价的标准。弹琴者欲壮其气，必舞剑，或观剑舞；有文化的剑客必喜琴或自奏鸣琴。以古琴曲为主题构思的剑舞，体现文与武：乐与舞：琴与剑的艺术处理。会虞琴社曾编练以古琴曲《华胥引》为主题构思的剑舞。传说黄帝曾梦游华胥国，梦醒作琴曲《华胥引》，实为后人托名。但乐曲庄严，音韵畅达，琴声旋律肃穆，音调铿锵。舞者短衣窄袖。戎装履靴，单剑带穗，架势稳重，英华内敛。剑走雄特，行站结合。行剑迅速矫捷，止息沉稳。抽带提格；击刺点崩；搅压劈截；洗云挂撩。身与剑合，剑与音合，音剑浑然一体，出入神化。动如江水奔流，静如山岳矗镇。表达炎黄子孙的豪迈形象；流露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曲终收势，巍然屹立，给人以壮志凌云，威武不屈之感；勉人以激越磅礴，搏击奋进之志。
古琴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已绵延了数千年，从古琴文化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历史过程中的兴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革，从有文字以前远古的传说和出土文物，到有文字以后的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教育、绘画、建筑、文学、诗歌、小说、戏剧几乎无一不与古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古琴与天文、历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季节时令，这就促进了古代天文知识的发展，《尚书》、《诗经》、《春秋》、《左传》都有关于星象和日食、月食的记载，古代“五行”观念就源于金木水火土这五个最早实际观察到的行星，古琴定弦按五声音阶就是与“五行（星）”相配合的。
五声 角 徵 宫 商 羽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行 星 木 火 土 金 水
随着实际观察到的星体增多，古人为了说明日月及五星的运行和季节的变换，把黄道（地球一年绕太阳转一周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附近一周天按由西向东方向分为十二个等分，称为十二次，（相当西方黄道十二宫），相反，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由东向西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辰（后称为十二地支），我国古代用阴阳合历，平年十二个月，《礼记•月令》、《吕氏春秋》都载有十二月与音乐十二律的联系，《礼记•月令》称为“律中”，郑玄注为“律应”，即长短有制的十二根“律管”以葭莩灰实管口埋于地，某月令到，相应律管中葭灰飞动，称为“吹灰候气”以确定乐律的标准，以上古琴乐律与天文、历法各项关系对照如下：
琴音
十二律 太簇 夹钟 姑洗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黄钟 大吕
周天
十二次 玄枵 诹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 星纪
年度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地支
十二辰 子 亥 戍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黄道
十二宫 宝瓶 双鱼 白羊 金牛 双子 巨蟹 狮子 室女 天秤 天蝎 人马 摩羯
古琴的长度也是根据天文、历法确定的。《尚书•尧典》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实际上四季循环的周期约为3651/4日）明杨掄《太古遗言》称“琴制长三尺六寸六分，象（周年）三百六十六日也”。古琴五声、十二律都与天象合，有其客观合理性，至于长度亦按天象，则是制琴者刻意为之，盖为表明古琴之崇高合乎天经地义，钟爱郑重之意未可厚非。
（二）古琴与度量衡
《尚书•尧典》“同律度量衡”，即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用乐律标准音来规范社会生活中处处遇到的度量衡制度。度量衡器的标准件用任何材质都会发生热胀冷缩变化或磨损，而用黄钟标准音来规范度量衡标准，实在是最合理最先进的思维，这是中国古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其法是以古琴第一弦（黄钟宫）丝数为9的乘方（81），而竹管黄钟的长度则是9寸（径三分），请注意黄钟及宫音之数都是9，据宋代蔡沈《律吕新书》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数为九。”以黄钟定度量衡之法为：
度：黄钟之管长九寸，分作九十段，每段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量：黄钟之管长九寸，径三分，内空可容黍一千二百粒，名曰一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衡：一黄钟管所容黍（一千二百粒）之重为十二铢（即一百粒黍之重为一铢），二黄钟管所容黍之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由上可见，古琴第一弦的黄钟不仅是乐律的起点，而且是古代度量衡的标准。故《史记•乐书》说“六律为万事根本。”而《后汉书》则直接称：“黄钟为万事根本”。
（三）古琴与诗歌
诗歌的诞生，与音乐有不解之缘。墨子说：“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可见《诗经》中的风雅颂都可入乐。后来一些文人诗主要供阅读和吟咏，不必引吭歌唱，但也要有音韵和节奏的美，因而古典诗词都讲格律。从本源上讲，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在远古社会密不可分，共同组成了原始图腾崇拜和巫术仪式的基本内容。
历来诗人和琴人有着广泛的联系，有的交往非常密切，许多诗歌写的就是诗人与琴人之间的情谊。如高适在送别著名琴人董庭兰的诗《别董大》中就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唐代很多诗人能够弹奏七弦琴，从许多专门为某道士、某山人、某尊师、某处士等人弹琴而写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著名诗人李白的诗作中提到的琴师有蜀僧睿、岫师、卢子顺等；元稹的诗作中提到的琴人有柔子、庚及之，姜宜和他的妻子等。这些诗歌中描写到的琴人各有特色，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所弹奏的琴曲艺术风格各有千秋。专业的琴人在唐诗中有董庭兰、杜山人、姜宜、颖师等。从这些描写古琴艺术的诗歌中，我们看到古琴在唐代文化生活中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全唐诗中有不少反映琴曲艺术的作品。有些诗人对古琴非常爱好，经常弹琴自娱 ，有的自创琴曲，一抒已怀。初唐的王绩，盛唐时期的王维、李白、李颀，中晚唐的韩愈、白居易、温庭筠，以及此后历代文学家如欧阳修、苏轼、姜夔、李挚、张岱等，对古琴曲有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生动的描写和精辟的评论。这些关于古琴的诗歌篇章，可供我们了解琴曲艺术的成就和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四）古琴与散文
古琴曲的一大特点是其相当的自由节奏，这和文学作品中的散文体句法相似，二者都在自由驰聘中追求内在的韵律和节奏，在自由的节拍中追求整齐统一的美。古琴为什么会和其他乐种卓然不同？这主要和古琴蕴涵的文化传统和哲学理念有关。从传统和渊源上来看，古琴并不是最求听觉意义上的美，而是对天地宇宙、万物自然、人神世界的沉思。古琴中的欢愉和忧伤更富有形而上的思考价值，都超越于现实生活本身。当然古琴音乐的“散”与“自由”是相对的，古琴曲还是有节奏律动和规律的。弹琴指法本身就有节律作用，含有时值逗顿的区别。无论是就道德伦理层面，还是就个人自娱的层面，古琴都在自身的艺术形式中追求思考和超越。古琴的风格并非单一，是丰富多彩的。在这方面可以与我国传统文学作品相类比。从先秦诸子散文到两汉辞赋，从唐宋八大家到明清小说，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古琴和古琴音乐艺术的文学论述可谓数不胜数。有些文学家自身就是著名的琴家，不但能对琴曲艺术评点得失，（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妙玉之口评论林黛玉弹琴时的心理状态），而且可以自度曲目，为琴坛增加亮色，如司马相如、蔡邕、嵇康、苏轼、姜夔等。文学家的事迹和他们文学作品里的玄思和意境，人物形象和崇高的思想品质又为琴曲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著名琴曲《离骚》就来自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作家屈原同名诗作《离骚》。又如琴曲《正气歌》就来自民族英雄、状元宰相文天祥。
（五）古琴与佛教
古琴文化具有广博的容纳度和强劲的融合力，“琴禅”的出现和存在即是明证。佛教于公元前5-6世纪创立于印度，约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魏晋时始创中国佛曲，《鱼山梵呗》据传系曹植作，东晋时庐山慧远（334-416A.D），以音乐舟楫弘扬佛法；“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国风格的佛乐传统正式形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都信佛法，且“素精乐律”，梁武帝尤为擅长七弦琴，他亲制《善哉》、《仙道》等十首佛曲定为国家雅乐，在隋代被列为“华夏正声”。隋唐五代佛乐达全盛期，韩愈《华山女》诗“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反映了当时盛况，宋元时期佛教音乐休系趋于完成，密教因《焰口》法事而作《音乐咒》，以南宋禅宗第十二代传人普安之《普安咒》为最，该曲以奄、资、罗、支、夷等79字母，据“悉昙”“声明”之学制成，明清时演为传世名曲，至今盛传不衰。自慧远以后，凡文化较高僧人多会弹琴并与琴人结为挚友。北宋朱文济、僧夷中、僧义海、僧则全、僧照旷五代承传琴学，形成长期延续而卓越的琴僧系统。
佛教中，“静”、“空”是一种宇宙间的大智慧，一种苦寂主体本身心境的提升。弹琴需要清明的心境，非清心不能尽古琴之妙，因此弹琴近似于佛家的修炼。拥有一张古琴，便多了与山水自然、与往圣先贤交流、与天地相适的乐趣，可以淡忘红尘中名利的纷争困扰。发展到禅境的佛家，其最高境界为不立文字，当下了悟，追求顿悟，立地成佛。这种境界实为最虚、最灵动，也最笃实、最直接的境地。音乐艺术本身不需借助文字而明心见性；而古琴之乐所追求意境之深、远、静，是必须讲求与心之虚静相配合的，所以，古琴之音达到一种禅的境界，琴禅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古琴之音天然能与佛家相容，佛家的境界又扩展了古琴的审美倾向。
古琴以其自身的特质和品格，契合儒、道、释三家哲学的理念，使得它在审美意向上有极强的包容性，并以其自身所给予人们的主流审美意识特立独行于传统音乐中历千年而不变。
（六）古琴与绘画
现代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经研究认为，音乐的声波与视觉色彩的光波都是一定频率的振动，可听性声音的频率范围是每秒种16-40000赫兹，可视性光波的频率范围是每秒450-780兆。大科学家牛顿也把赤、橙、黄、绿、青、蓝、紫等7种颜色与音乐中的7个音相类比。音乐与绘画艺术间有天然的共性。
中国的绘画艺术以直觉的方式来感觉色彩的万千变化，西方绘画刻意追求光学、几何学和物理性的表现。同样，中西方的音乐艺术也是如此。西方音乐在音色方面更加重视物理方面的价值，以及心理上的相似性联想。如低音给人以黑暗、沉郁之感，相对较高的音则令人觉得有光明、朗丽之感。中国音乐对于音、调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一种情感和直觉体验。如元代六宫11调的“宫商声情”之说，即把每一宫调与各种情感感受联系对应，如“仙吕宫”“清新绵渺”、“南吕宫”“感慨伤悲”，“黄钟宫”“富贵缠绵”等。
中国音乐与绘画都不是单纯追求音响或色彩，而是赋予音响和色彩以情感。音乐以声情为主，音响为辅，绘画以墨为主，色为辅。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与民族音乐有着天然内在的生命联系，有共同的文化哲学基础。古琴是文人化的音乐，与宋元之际文人画息息相通，追求的是清远、高远、旷远，在简约、静谧中获得丰富的生命，都希图与天地自然相通，与政务人伦相协，求得人生境界的大智慧。古人追求忘情于山水的精神境界，于是用笔触来描画。如琴、画并优的宗炳尝卧观山水之趣，澄怀观道，与琴为伴。他的《画山水序》即是一篇完整的富有哲理的山水画论。与他的琴艺思维相一致。
中国山水画与七弦琴在审美倾向上精神气质相通相合，可谓水乳交融，如在观赏元人山水画时，聆听古琴曲《高山流水》或《潇湘水云》，在清远淡雅的琴音中更可体会到画中“远”、“澹”、“雅”的境界，深刻体味传统音画殊途同归相得益彰之妙。
（七）古琴与剑
琴与剑，历来作为我国文武两端的象征，“剑胆琴心”这句常见的成语素被作为人们品格修养的目标和对人气质评价的标准。弹琴者欲壮其气，必舞剑，或观剑舞；有文化的剑客必喜琴或自奏鸣琴。以古琴曲为主题构思的剑舞，体现文与武：乐与舞：琴与剑的艺术处理。会虞琴社曾编练以古琴曲《华胥引》为主题构思的剑舞。传说黄帝曾梦游华胥国，梦醒作琴曲《华胥引》，实为后人托名。但乐曲庄严，音韵畅达，琴声旋律肃穆，音调铿锵。舞者短衣窄袖。戎装履靴，单剑带穗，架势稳重，英华内敛。剑走雄特，行站结合。行剑迅速矫捷，止息沉稳。抽带提格；击刺点崩；搅压劈截；洗云挂撩。身与剑合，剑与音合，音剑浑然一体，出入神化。动如江水奔流，静如山岳矗镇。表达炎黄子孙的豪迈形象；流露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曲终收势，巍然屹立，给人以壮志凌云，威武不屈之感；勉人以激越磅礴，搏击奋进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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