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风琴教程] 云南键盘音乐百年叙事
云南键盘音乐百年叙事
申 波
云南艺术学院教授
摘要：云南文化的历史，素以兼容并包、顺势而为、敢为人先的博大胸怀，把不同的文化图式书写在高原的大地上。键盘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情感符号载体，从某种侧面来讲，就记录了云南社会筚路蓝缕，从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放、从文化被动输入走向文化主动接受的社会变迁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将依托键盘乐器在云南百年间的传承与变迁发展轨迹，以历时梳理为路径、静态回观为支撑，对键盘音乐在云南百年间从传入到发展主要历史事件的追寻，进行一种连接过去的历史钩沉与迎接未来的学术展望，希望以此为整个中国键盘音乐发展的历史，增添些许闻所未闻的文本记录、还原百年间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从音乐史学的层面来讲，本文足以弥补云南键盘音乐学科发展史的一个文本空白，更可为整个中国键盘音乐的发展提供一种历史叙事的史料补充。
关键词：云南 键盘音乐 历史钩沉 展望评述
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说到云南，人们多以少数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来认知，殊不知，云南文化的发展在自成单元的同时，更以其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把不同的文化记忆书写在高原的大地上。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键盘音乐即是云南接纳外来文化现象、社会筚路蓝缕从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放，从文化被动走向文化主动并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具体见证之一。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历史文化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链条，在其上面有不同的环节，而每一环节与其地域的发展和当时当地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是相适应的。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和历史背景，键盘音乐在云南的传播也才有了耐人寻味的社会学价值与音乐史学意义。
本文依托百年间云南特定的社会变迁历史，以史料为依托，用走访、调查、考证、比较分析等手段为参照，用历时梳理、静态回观的学术方法为支撑，努力为云南近现代键盘音乐的发展提供一种连接过去，迎接未来的学术钩沉，同时也希望以此为中国键盘音乐发展的历史画卷增添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为了完成选题的写作，笔者在2008年的春夏时节，多次采访了云南艺术学院的资深老教授、著名钢琴教育家叶俊松先生，他就曾反复表明其观点：仅以钢琴而论，“云南钢琴是中国钢琴的重要组成，中国钢琴是外来文化的重要标志，”虽然那时叶老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仍然零星地讲述了一些云南钢琴的轶文趣事并鼓励笔者做好这个选题。2009年的初夏，叶老已驾鹤西去，唏嘘之余，我等后学只能遥祝叶老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并借这纸香一片，聊以慰籍叶老的无限厚望。同样，风琴、手风琴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据史料表明，其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于百年前最早来到了云南的土地上。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有意义的因果渊源，笔者才决定努力去完成这一浩繁的选题，既为云南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书写一段有意义的文本记忆，更以此提升云南在全国键盘音乐发展史上应有的学科地位。
一、清朝末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清末年间，英法势力分别从滇西和滇南渗入云南境内，外国人在云南开商埠、扩势力，特别是以法国驻云南首位领事方舒雅为代表的法国人修建的滇越铁路于1910年通车，使这条南起越南海防市、北抵云南昆明的铁路，形成了“火车不通国内只通国外”的“云南十八怪”之一。交通方式的改变，也引起消费的时尚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国外的罐头、香烟、钟表、缝纫机、玻璃、自行车、水泥纷至沓来1，因此钢琴的运输也得益于交通的便宜。叶老就说过：“当时法国制造的钢琴在云南比较多，大多是法国海运到越南后沿滇越铁路运达昆明的。”2也正是那位法国住滇首任领事方舒雅（中国名）先生，于1899年第一个把手风琴带到了中国这片红色的土地（具体内容见笔者发表于北京《音乐周报》2002年11月第三期的专稿）。虽然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方舒雅带来的手风琴对当时云南的社会生活或民众的音乐生活产生何种影响，但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这一历史事件仍然改写了国内许多教科书“手风琴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的天津、上海等城市”的模糊说法。巧的是，当年的法国住滇领事馆旧址与笔者住家的书房就隔窗相望，因此，在完成这篇文论的写作时，我会常常面对窗外生发许多的联想，禁不住在晨风暮霭的朦胧中，梦向世纪前飘浮的琴音。
滇越铁路建成后，劲吹的西风使偏隅一方的云南渐渐由传统封闭的社会向商业文明过渡。稍后，更由于1942年滇缅公路的贯通，也为钢琴随着大批躲避战乱的人们到昆明提供了交通的便捷。因此，键盘乐器在云南的普及程度比内地许多地方都高。其中两个事件足以证明上述结论。抗战期间，小提琴家马思聪携夫人钢琴家王慕理来昆明拟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但他们担心会像他们之前所到过的内地许多城市那样，因找不到钢琴做伴奏而影响演出。出乎意料的是，那时昆明许多殷实之家都拥有不错的钢琴供他挑选。另据昆明天南中学老校长回忆：“由于抗战胜利，思乡情切，许多外省人的钢琴无法带走，我们趁机以便宜的价格买了四台。”3 正是由于法国势力较早地渗入到了云南，也引出了文章将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二、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天主教、基督教在云南较早地进行了传教。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七年（1881年），就有英国传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从缅甸到达大理，建立了云南的第一个基督教会4。而到了19世纪末，云南天主教也已初具规模，拥有大约50余座教堂和一万余名教徒5。众所周知，由于音乐具有“浸入人类心灵”的作用，为达到传播教义的目的，因此，音乐成为了教会传播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此时，教堂或教会学校中的钢琴、手风琴、风琴、圣歌，就常常吸引着人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对上帝的景仰与对天堂的向往，并由此也对包括西方艺术在内的新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如1887年，有法国传教士保罗·维亚尔（中国名字邓明德）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而传播教义，在石林县的路美邑乡赶集的日子，就把风琴抬到街上进行演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风琴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琴身、琴架、踏板。有人说是大炮，有人说是桌子。演奏完了，我拿出一台望远镜、几张画和一个万花筒，把裸裸唬得不之所以6。邓明德1889年在路美邑乡兴建的教会学校，还曾在教会的支持下，从法国带来了一批鼓号而成立了“鼓号队”7，1898年天主教在昆明创办的尚志学校也办有铜管乐队，由西班牙籍修士洪守恒任教员。到1911年左右，天主教就共在云南开办了学校52所，有外籍传教士25人8。直到今天，云南许多老一辈的教徒，仍会识线谱、唱圣诗、会演奏简单的钢琴、手风琴或风琴一类的乐器。笔者曾在云南陇川县的景颇山惊讶地看到，许多老人就会吹风笛，而在贡山县丙中洛乡考察时，当地重丁教堂里居然摆放着一台破损不堪的“钢琴”（后面无钢板）。据当地怒族群众猜测，它可能是埋在教堂后的那位法国神父从越南带来的（法国天主教神父任安辅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到贡山传教）。在怒江峡谷深处能见到这样的“洋玩意儿”，这一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据许多昆明的老一辈音乐工作者回忆，抗战胜利前后，昆明拓东路一带就有一家由女修会开办的钢琴与英语补习学校，只是过去时代的许多人和事已少有确凿的史料详录，该学校的具体办学和教学情况已难以具体考证了，但就历史而言，口碑资料也可说明一些问题，因此，这一历史记忆本身，已说明当时昆明社会对新文化消费存在的需要。在昆明以教堂为空间教授钢琴最有影响的，当属在昆明锡安圣堂供职的修女夏自真女士和昆明文林堂的牧师夫人汤烈娣。
夏自真，昆明锡安圣堂修女。据说其早年曾在英国剑桥学习。为了躲避战乱，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天津来到昆明。据云南艺术学院的钢琴老师朱珠回忆，她跟夏老师学琴期间，除了系统完成《哈农》、《车尔尼》的基础练习外，夏老师还布置过邓尔敬的《骑木马》等中国钢琴作品。在夏老师门下走上音乐职业之路的云南人还有王小疆（后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周正松（后供职于云南民族艺术研究所）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随父亲傅雷来昆明的傅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就读云南大学期间，也曾随夏老师继续学习钢琴并在教堂担任赞美诗的伴奏。据傅聪在昆明的友人徐振东回忆9，他常在锡安圣堂听傅聪练琴，如《月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等。据姚曼华女士回忆，1950年的圣诞节，锡安圣堂和恩光女子中学唱诗班演出亨德尔的《弥赛亚》，就由她与傅聪共同担任钢琴伴奏。据叶俊松老师回忆，1951年夏天，为帮傅聪筹集返回上海的路费，在他和曾祥华（云南艺术学院小提琴教授，已离世。）的安排下，傅聪就在锡安圣堂举行了一场募捐独奏音乐会，傅聪弹奏了肖邦、李斯特、施特劳斯等大师的作品，这可能是昆明有确切记载的最早的钢琴“商演”独奏音乐会了。“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把钢琴艺术传播到昆明的许多角落，傅聪还是第一人”10。 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60年前，昆明的阳光就因为一位国际钢琴大师将从这里走出而显得格外明媚，这无疑也为云南键盘音乐发展的文化份量增添了重重的砝码。
汤烈娣，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中学。后随其夫君到昆明从事教会青年会工作，并在文林堂教授钢琴以补家用。今天昆明许多老一辈的钢琴教师，如李兆仁、侯晓敏、胡亚瑞、江竹盛（汤烈娣之子）等，均启蒙于她的门下。
1950年前后，昆明有后来供职于云南省文艺学校的金鑫老师就身背手风琴，穿梭于昆明的各青年演艺队，用琴声为进步歌曲或为新政权举办的各式交谊活动做伴奏。与之同时，还有来自福建的范世卓老师身背手风琴，在当时的昆明军区军乐队从事手风琴演奏。
三、清末留日学生的回归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自清光绪28年起（1902年），云南也兴起了留学热潮11，特别是赴日留学，成为了时尚。为适应中国留日学生的需求，日本政府开办了各种师范速成班，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即可学成归国。为了顺应时代的变革，当时的云南执政者对这样的潮流也给予了支持的态度，许多学生就是作为官费前往的。由此，大量留日学生的回归，为云南包括键盘音乐在内的新音乐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师资基础。
1909年，有留日归来的周维祯，在昆明创办了私立的“女子风琴传习所”，从而开创了云南、乃至西南地区新式艺术教育的先河，更开创了云南女子艺术教育的先河。由于时代久远，不知风琴传习所的教学内容有无钢琴或手风琴。但据笔者的猜测，由于滇越铁路那时已抵达云南繁华的蒙自，因此钢琴也极有可能已成为了该校的教学内容。据许多昆明的老一辈音乐教师回忆，那一时期的风琴主要产自于日本。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24年，由留日归来的李廷英任校长的公立云南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它是云南省第一所专门研习美术的专科学校。由于师资配备完善，1926年又开办了音乐科，而西洋管弦乐、钢琴、中国民乐、西洋乐理课等，都列为学校的教学内容，这种培养综合性艺术师资的学术取向，也是值得今天我们高等音乐教育培养模式所借鉴的。当时学校配备有两台钢琴、一台风琴、九把小提琴和其他一些乐器。在校教授钢琴和风琴的教师有李廷英及其日本妻子川田芳子（兼授小提琴）、法籍人士柏西文以及李燮羲、张育等12。
李廷英，云南昆明晋宁人氏。1913年考入日本当时最高艺术学府——五年制的东京高等美术学校。在专攻绘画的同时，继续学习音乐，特别是钢琴的演奏，与此同时，他也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日本女孩川田芳子。川田芳子在李廷英的支持下，曾就读于东京一所私立的音乐学校，专攻小提琴演奏。李廷英1929年2月因患喉疾辞世，川田芳子也于是年返回日本。
柏西文，1864年12月生于广州。其父是当时法国驻广州领事，其母关氏为广东高州人。柏西文曾在英国学习英、法文学，他喜爱音乐，钢琴弹得极好，这是他一生唯一的嗜好：他经常弹贝多芬、瓦格纳、肖邦、莫扎特的各种名曲。1912年应云南军政首领蔡锷之邀来到昆明，主要以教授英语为业13。云南美专成立后，他同时也在该校教授钢琴，最后更把自己心爱的钢琴捐给了美术学校的办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聂耳的钢琴启蒙开始于此公。1927年，聂耳就读的云南省立高等学堂与艺专就一墙之隔，也就在那时，聂耳认识了柏西文并与后来成为著名国画家的周霖（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巨幅画作《金沙水拍云崖暖》的作者）等一道14，随其学习钢琴。柏西文曾鼓励聂耳坚持不懈学好音乐，给予聂耳极大的自信心：“守信，你这双手，手指长而有力，这可是一双敲开音乐殿堂的手啊，加上你不同常人的音乐天赋，努力吧，坚定地走下去，缪斯正挥舞着花环向你招手呢。”15 近日在纪念中俄音乐交流90周年的相关活动报道时，有学者提到聂耳在上海跟随白俄学习钢琴的史实，结论是乎认为聂耳在白俄那里得到了钢琴的启蒙，这就埋没了一段真实的文化历史，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讲，本文希望借此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作为一位热爱中国的外籍人士，柏西文在云南生活了28年，为云南乃至中国的钢琴教育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更以他精湛的英语教学，为众多云南青年实现到省外和国外的升学之梦，搭建了文化的桥梁，直到今天，柏西文仍长眠在昆明西山公园的苍山翠柏之中。
李燮羲，云南大理人氏。他于1907年考上东京音乐学校乙种师范科，专修音乐教育。其编撰的《乐典》一书，1909年由清朝的学部书局出版，为清末中国接受西洋音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6。另有1902年云南首批官资赴日本留学的李春醲（与后来成为云南省和山西省著名的军政首脑唐继尧、闫锡山同期抵达日本），他在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三年毕业后，又在日本专修两年音乐和体育。回国后，曾任云南教育总会会长。1914年任云南省立中学校长。其西乐有相当素养，钢琴、风琴弹得很好，是理想的音乐教师，经他培养出来的一批批学生，后来都成为了云南早期音乐教育的难得师资17。就现有资料来看，李春醲应为云南留学日本学习音乐的第一人。
上述历史叙事，或许正是中日文化发展史上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相互滋养的生动见证。
四、近代学校教育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1903年，云南官方成立了具有现代意义新科制的第一所高等学校18——云南高等学堂；1907年改名为两级师范；1936年，云南又在两级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省立昆华艺术师范学校19。在校先后教授钢琴、风琴的教师有李春醲、李燮羲、李怀南（10岁时随父李夑羲赴日本帝国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为云南最早留日学习音乐之女性）、张育（毕业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黄湘泉（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江芷庵（毕业于暨南大学艺术科，兼教绘画与钢琴和手风琴）等文化名流。由于战乱和办学经费紧张，学校历经多次拆、并、迁的周折，但仍为社会培养了众多音乐人才。如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云南艺术学院教授杨放教授、原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的著名指挥褚庭桂老师，以及后来到省外发展的林濂、冯文元、张锐等，都是在该校获得的职业启蒙教育。现已九十高龄的杨放教授回忆，他1938年开始，就是在黄相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钢琴和风琴，并在入学的首期音乐会上进行了独奏表演并担任合唱伴奏。他还记得，当时学校就有一台1812年巴黎出产的三角钢琴，但由于旧时代动荡的社会环境，此物现已难觅踪迹。虽经多次辗转和战争的疮痍，但1948年，校内尚存有3台可用的钢琴，风琴则多达10多台20。
五、民间钢琴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随着抗战的爆发，特别是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许多大学的迁入，给云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氛围。如与音乐相关的名流有赵沨（后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李凌（后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凌安娜（著名指挥家腾矢初的钢琴启蒙老师，后为湖南师大音乐系教授）、林婷玉（毕业于上海音专，亦是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的岳母）、司徒怀、从法国归来的李丹、方于、美籍教授温德等。其中，民间对云南键盘音乐普及影响较大的应为司徒怀女士。
司徒怀21：著名司徒家族成员。1928年进入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即开始了正规的钢琴学习。1933年，司徒怀考取了上海国立音专，师承白俄钢琴家波波科娃学习。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怀从新加坡经滇缅公路到昆明，开始了她在云南数十年的生命履迹：除了教授钢琴，作为一位中共地下党成员，她更为云南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司徒怀家最多时共收有3台钢琴，后为了给地下党筹措经费而卖掉了两台，现家中留下的一台还是当年陈纳德飞虎队留下来的“古董”级钢琴。据其家人回忆，她建国以前在昆明共教授了300余名钢琴学生，其中许多殷实人家临解放时都去了海外。其中他的两位女儿均成为了专职钢琴教师，而香港著名电影明星朱虹也曾随她习琴。在教学的同时，司徒怀还广泛地从事钢琴演奏：当年她的许多学生家长都是飞虎队成员或西南联大教师，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弹琴、唱歌、听唱片。1945年，昆明拟建长城中学音乐专科，因经费紧张，司徒怀与赵沨、董源（长城中学音乐教师）、杨放一道，举办了两场募捐音乐会，她分别演奏了钢琴曲《致中国》、《春之声》并为董源弹伴奏。更令人感动的一件史实是：据她当年的学生朱焰老师回忆，在昆明遭遇日军飞机轰炸的间隙，他就听到广播里报道：“下面由司徒怀小姐为大家演奏钢琴曲”的记忆。在那个血雨腥风的特殊时代，出现这样的浪漫情怀，它表现出云南人民多么自信的心态啊。作为一种深刻的人文记忆，这无疑为昆明的艺术生活撒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解放后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司徒怀历尽蹉跎，失去了继续教授钢琴的机会，这既是她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
六、现代学校教育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在没有成立专业院校之前，尽管键盘音乐在云南已拥有了相应的社会基础，但键盘音乐教育仅是处于一种零星的和民间自发的状态，基本谈不上系统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直到1951年，昆明师范学院艺术系的成立，云南键盘音乐学科才显露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端倪，初步进入了有序发展的轨道。当时艺术系的钢琴只有叶俊松和黄湘泉二人担任教学，但在这里，云南钢琴的历史却发出了意味深长的一笑！它意味着由于叶老师的介入，云南钢琴教育将会大有作为。作为初创期，这一时期的学校键盘音乐的培养目标是中小学音乐教师，因此手风琴、风琴也作为必修的教学内容而存在，培养目标更倾向于键盘音乐的基本弹奏方法和伴奏运用，尚谈不上专业的学科教育。但师院艺术系却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中小学音乐师资，为云南现代音乐的普及和提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在1951年以前后，已毕业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杨放老师成为了云南省文化厅音乐工作室的干部，为了收集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他时常身背一台二十四贝斯不知名的外国手风琴，深入边疆民族地区采风，常常是一去就是数月：白天和各民族群众同劳动、晚上便拉起手风琴和各族群众一起联欢，从而把手风琴美妙的声音传到了云南广大的山乡，而更成就了他作为云南民族音乐学学术泰斗的声望。
1959年云南艺术学院的成立，云南专业化的键盘音乐首先以钢琴教育为标志拉开了序幕并形成了以叶俊松、黄湘泉、陆仲魁（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章培礼（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尹锡莲（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为代表的早期云南高等钢琴教育的开端。尤其是叶俊松的领衔，使云南钢琴教育取得了足以大书特书的成绩。
叶俊松，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于贵阳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之家，由于教会的背景，从小就跟随上海国立音专毕业的于世沆学习钢琴。21岁时进入重庆的“国立音乐院”，随范继森、杨体烈深造。从1949年叶俊松到昆明至2009年仙逝，叶老在昆明正好从事了60年的钢琴教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云南从事钢琴教育的所有教师或从云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钢琴从业者、作曲家、指挥家，他们和叶老或深或浅都有着师承血脉关系。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艺术是他生命的表达，教学是他生命的延伸。他把他所有的爱和心血都奉献给了云南的钢琴事业。在他的十指之间，云南走出了一大批响亮的名字：侯润宇、张朝、黄亚蒙、司徒接、司徒扬威、由茜、张熙、张颖、郭雪梅、曹慧、张晓雷……此可谓云南小地方、圣贤大造化也！正如司徒怀在论及叶老的贡献时所表达的那样：“在昆明钢琴专业这块处女地上，林婷玉、夏老师、也连同我吧，可以说是几个开拓者，但时间不长……，而你的到来，才把昆明的钢琴专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如一日，……称你是云南钢琴之父，你是当之无愧的。”22 叶老不仅教学成果卓著，在钢琴学术研究上也是成果丰硕。他先后发表了20多篇译文，内容涉及钢琴艺术史和钢琴教学法，并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叶老与周广仁老师合译的《钢琴家论演奏》一书。2004年叶老又出版了《当代钢琴艺术的一些问题——叶俊松文选》一书，叶老上述理论思考的形象性外化表述，不单丰富了云南钢琴学科的理论建设，也弥补了中国钢琴学术研究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成果的取得，它既是叶老自身艺术成就的体现，也是云南键盘音乐学科为中国键盘音乐学科做出的贡献。
云南艺术学院的成立，培养了云南第一批受到科班教育的钢琴教师，成就了上个世纪70 年代至80年代李兆仁、江涛、朱珠、侯晓敏、钱晓蕾、庄远莺、杨宁、胡雅端等本土专业教师的成功亮相，期间又有来自全国各地同行的加盟：如李启慧、毛立珍、路迎春、张丽茹，手风琴从业人员有范世卓、郭亨基、赵洵、金鑫、李家伟、陈文馥、扬铁刚、姚志铭、邬鸣、申波、陈中等专业人士以及大批手风琴爱好者的云集。更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云南各地州市纷纷成立了音乐（艺术）系，并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琴房大楼和配备了各种规格的键盘乐器，使得云南的键盘音乐学科承上启下，大批新秀不断成长。从90年代至今又涌现出了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钢琴教师如：阎云慧、李镇翔、李景山、赵云艺、苏陶、罗宇佳、王汉发、陈劲松、严俊、赖永慧、范琴雯、王文军、张蕾、甘宁、朱琳、手风琴教师如陈若良、廖一喧、武丽、陈艺蕾、杨晓、禹自壯、陈刚、苏菊等为代表的中青年教学团队，由于他们并包括云南各地州市高校键盘音乐教师的存在，使得云南键盘音乐教育成为了当今云南音乐教育领域中，从业人数最多，学琴人数最众的一个学科方向，特别是钢琴学科方向的师资，更是五湖四海、新秀辈出，学科方向成为社会追捧的热点。而云南手风琴学科方向无论在作品创作、技艺演奏与理论研究方面，均在全国同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扬铁刚的系列云南风情手风琴作品，许多已成为中国手风琴音乐曲库的名曲；廖一喧的手风琴演奏卓然成派并引领云南自由低音手风琴的发展朝向；申波的手风琴演奏与专题学术研究，引领了全国业内的学术前沿，许多成果被众多高校的硕士生乃至博士生广为引用。随着20世纪乐器科技的进步，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子琴以其携带方便、功能丰富、音色多变而得到社会的广泛青睐。青少年学习电子琴的热潮空前高涨，各青少年宫均开办了电子琴培训班，全省各高校也配备了条件优越的电钢琴教室，为音乐的普及提供了更多的便捷。尤为可喜的是，键盘音乐各专业方向定期与不定期的技能比赛层出不穷，推动了同行的竞技交流、促进了广大琴童技能的提高。更值得一提的是：伴随云南艺术学院钢琴、手风琴学科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进程，标志着云南键盘音乐的学科教育向着高端学术领域不断发展，从而为云南键盘音乐学科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学术和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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