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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埙教程] 乐器学习网分享 “埙”里乾坤 美文

时间:2015-06-05  2015-06-05  埙教程  手机阅读
对喜爱埙的网友一定要认真品读此文,真心不错,作者很用心。我们在此和大家分享!文章有点长哦!
     
     先来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吧:
     
     读高先生的文章使我深受启发,但有几点在下不敢苟同,在此斗胆略说一二。
     
     高先生认为最早的陶埙可能源自炮鸟时无意的副产品,即体形较小的鸟烤糊后留下的泥壳。但就我自己的习埙实践来看,高音埙(体形较小的埙)发生比低音埙(体形较大的埙)要难很多,初学者往往从中低音埙入手,等气息掌握熟练后才慢慢学习高音埙的。所以,古人随意吹响小泥壳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会会从更容易吹响的别的东西入手慢慢发展出陶埙?这些问题有待考证。
     
     我受高先生的启发认为,最早“埙”的原型可能就是鸟蛋。原因如下:
     
     ㈠陶埙形如鹅卵,形态上二者具有相似性;
     
     ㈡正如高先生所云,我国古人依水而居,水鸟随处可寻,鸟蛋自然遍地都是,取材方便、充足。这岂不比那烧焦的泥蛋蛋更容易获得?聪明的古人怎会舍近求远?
     
     ㈢据我生活观察,水鸟的鸟蛋体形一般较大,例如鹅、鸭的卵远远大于鸡蛋,适合吹奏,容易成音。
     
     ㈣另外,鸟蛋在古人看来应该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以鸟蛋为乐器很符合古人崇拜自然,祭祀自然的特点。
     
     ㈤埙的形态不光像鸟蛋,而且有几分像人类女子的子宫(此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想象,如有差所,还望指证),二者都具有孕育生命的功能,所以很有可能埙取形鸟蛋,体现了古人对生殖的崇拜。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的想法,我充分发挥了胡适之先生“大胆假设”的建议,可是学生愚钝,才薄智浅,“小心求证”实在难以胜任,还望老师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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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如下:
     
     真水无香是痴迷埙文化的小人物,可能是前世与埙有缘,一直寻找,她对埙的理解是感性的,女人的,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关于埙的事情,下面介绍高成鸢老师的文章,我想他的站位不同于我们,对埙的研究有精辟的理解,只是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没有福气去亲自聆听,
     
     了解除埙是因为对埙的喜爱,更多缘自它的魅力,也对埙的历史感兴趣,下面关于埙的论述很透彻,你需要有大点的时间阅读,因为是关于喜欢埙的文化,篇幅长些,要有耐心呀……
     
     序曲:维也纳金色大厅
     
     我主耶稣纪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我祖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十六年⑴,西历元旦,在世界音乐的心脏之心脏、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中,破天荒奏响了华夏之音。
     
     荧屏前的亿万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激动,而我的心情独独与众不同。我在等待,等待那独特的中国乐器的出现。终于没有。我说的是埙。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设法找到一位那天音乐会的在场记者⑵,打听的结果,原来埙是上场了的,让人佩服中国乐团的勇气。我问不怕那小玩意儿丢了中国人的脸吗?记者说,好在当场配加了口头解释。解释的效果,我就不忍问了。说老实话,尽管传媒宣称对中国音乐的反响多么热烈,但从电视的现场镜头中看,却显得平平。当然,号称“世界第八奇观”的战国青铜编钟雄踞台上,谁不为之震惊;至于整体成就,我甚至能透过听众礼仪性的反应,看出西方那些自负的爱乐者本能的轻蔑。不这样才怪呢。我们的筝琶箫笛,相对于钢琴萨克斯风,在机械文明看来未免太过简陋,性能上也不能象太极拳老头儿掀翻皮拳壮汉那样令人刮目相看。所以我倒很能理解电视转播编辑的舍弃:为了照顾广大观众浅薄却正大的民族自豪感,岂能让那土不溜丘的小窝窝头在荧屏上出头亮相,抵消青铜编钟的壮观。
     
     人们都会这样谈论埙。苍天在上,这叫我心痛,象伤害了我恩重如山的老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必须叫喊,说给同胞兄弟姐妹:据我的千虑之得,埙有多么深广而神秘的内涵。
     
     埙在国外怪叫,这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作曲博士谭盾,在美国举办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上就大胆使用了这种乐器。1990年他被聘为BBC乐团的作曲家兼指挥,更成功地举行了“埙独奏”专场演出。我查过因特网,里面有西方音乐评论家的感受:“难道一个交响乐团可以发出另一种文化的民间响器闹哄哄的声音?”“中国原始乐器的声响,居然能跟西方交响乐达到和谐!”⑶评论用叫唤、呜咽等词儿形容埙的声音给他们的奇特感觉。埙的名称,也破例地没按英文的发音拼写,而是引用汉语拼音的xun,尽管他们根本不会发x这个“舌面辅音”。也许这是借着一个叫不出的名字来暗示那玩意儿的古怪?
     
     几年前,在中国文化史的一项课题研究中⑷,我突然对埙发生了强烈兴趣,象侦探家破案似的,又象樵夫陷进了万年古洞,经过幽暗中曲折的摸索,自信从特定的考古环境中重新发现了埙。
     
     我要说埙中藏着中华文化的密码,我要说“埙里乾坤”。这是仿效道士所说的“壶里洞天”⑸,但“天”指的不是头上的星空,而是另一个玄妙的人文时空。
     
     我要分九段细说端详。也许你觉得荒唐,那就仿照屈原神话,叫“九歌”吧。一歌:天地悠悠
     
     小时候听人背《三字经》,“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私塾先生光教死背书,不会给孩子们讲“匏”指的是用葫芦做成的笙,“土”指用泥烧成的埙。后来西方音乐流行,很少有人知道埙是什么样儿了。谁想到,十几年前,古老的埙突然回到中国人中间。那要感谢绝顶聪明的导演张艺谋先生,我愿有一天好好问问他,是什么叫他想起在影片《菊豆》中自始至终不用别的乐器而只用埙来伴奏?埙的悲鸣,贴切地烘托了那部电影的主题:中国人生命的世代延续。我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但谁也改变不了我这样的成见:张大导演用埙伴奏这一奇招儿,对《菊豆》的轰动海内外,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
     
     我知道艺术要讲究独特性和震撼力。种种乐器各具特色,但跟埙比起来可以统统归为一丘之貉,埙则站在人类一切乐器的对立面。我觉得两方面的差异,比立体声跟一般音乐的差异还大。我忘不了第一次听立体音乐时的惊异:突然被抛进“室内乐”的室内。但人们第一次听到埙的声音时,又是另一种惊异:突然间,埙的空腔扩展成了宇宙,听者象一粒微尘被抛进了“壶里洞天”之中。震颤发声的不是丝弦周围或管腔里的那点儿空气,而是“洞天”整体;不是“空气”(中国文化本没有这个概念),更是充塞天地间的“元气”。
     
     宇宙空间整体轰鸣,震撼着人的心灵,也是中国初民内心悲苦的强烈宣泄。“天人之际”的交响,胜过了庄子所谓的“天籁”,更别说一般乐器的纤纤靡靡。初唐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诗中发出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万古愁”。面对苍茫宇宙,先民感到的心灵压迫,若要用音乐抒发,胜任莫过于天地共鸣的埙了。西方压根儿没有类似的诗歌,人们的心灵在上帝温暖的荫庇下没有孤独之感,就不大会发出那样的终极追问。谭盾的交响乐的题目《天地人》就很能打动洋人。生当全球化的现代,我们所处的是“我主”的世界,作为中国人,所处的又是“我祖”的天地。天地是“宇宙”的俗称,而中华文化中的“宇宙”象埙一样独特:“宇”指的是时间的古往今来,“宙”才指空间的四方上下。既然天地离不开古今,“壶里洞天”的埙,怎么能不从祖先说起?
     
     我边用电脑打字,边翻着《甲骨文编》。作为中国人你可曾想过,荧屏上的汉字大半都能追根到老祖宗?儒教经书说,各种生物都来自天,唯有人来自“祖”⑹。这显然比《圣经》说人也来自上帝合理,别忘了人是文化动物,而文化是世代积累的。祖,甲古文是“且”,男根的象形,象一跟接力棒。出于“性忌讳”,《说文解字》把且字解释为摆祭的几案,还说下边的一横代表土地。世界上也唯有华夏民族没离开过祖先的土地。游牧文化居无定所,容易忘记祖先,才造出上帝。祭祀活动首先要用音乐,中国后来更重视食物,那是饿的。西方教堂里的音乐不断进步,商业繁荣、文艺复兴更使音乐发达到无比精致的程度。我们的古埙却原样摆在太庙中⑺。从贝多芬到德彪西,乐曲抒发的都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境遇中的情感。埙的悲鸣没有诗人个人的优雅,倒象人类群体的生存呼号,甚至有人兽之间的感觉。我想到凄厉的狼嚎,小时候听老人说,那是“饿狼”。我知道动物的鸣叫更多的动机是求偶,用中国古语来说,就是“饱暖思淫逸”。中世纪欧洲骑士在美人窗下演奏夜曲时,哪里会感到饿狼掏心。人群长期身陷困境,更容易向上苍追问生存的意义,嚎叫之声也更深沉。
     
     谭盾可说是第一位中国作曲家,象屈原是第一位诗人一样。1983年他在德国音乐之都德累斯顿的作曲比赛中一鸣惊人,拿了中国人第一个国际奖。中国人作曲,在莫扎特、萧邦的道路上也许是注定无所作为的,而谭盾从乐器音色上发动冲击,就对西方乐坛造成了震动。
     
     张艺谋和谭盾,都是凭艺术天才而直观地感受埙的。他们如果能从古怪的来历上认识到埙的文化哲学本质,必能更加自豪于自己的天才。
     
     二歌:陶器的由来
     
     《辞海》中画的埙,是个麻脸斑斑的土蛋蛋,解释说:“古代吹奏乐器,陶制…有球形和椭圆形等数种,音孔一至三五个不等…”这段话很不科学:说“球形”,西方人就会认为象圆规画出的那么圆,插图中的埙却是这儿凸那儿瘪;说“陶制”,就得先有一块陶做材料。莫如汉朝古书《风俗通》那样,说埙是“烧土为之”——带水的黏土一烧就成了陶。埙的形状,古书只说大如鹅卵,形如秤锤,有的书干脆说“无定形”⑻。音孔呢,也可说“无定数”。这就清楚了:埙本是随便抟出来的泥团,空心的,有两三处漏气,怕是抟得不经心吧。
     
     埙最先出土在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史记》从帝尧说起,他的时代叫“陶唐”,繁体尧字上部的三个土代表陶坯,尧、烧、窑都相通。唐尧的活动地带离半坡不远。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灵机一动:中华文化是先有陶还是先有埙?石器时代的人头脑非常简单,就会使用石刀,任何发明都要凭偶然的启发。陶器是怎么来的?通行的说法是先有编成的篮子,外面裹了稀泥巴火烧而成。著名学者吕叔湘翻译的人类学著作《文明与野蛮》就表示怀疑,说有个瑞典人试验如法炮(请记住这个“炮”)制,一烧就裂,结论说“陶器是怎样起源的,没人知道。”⑽篮子之说的理由是采集食物时代就得用篮子盛野果。但恩格斯说,猿变人的智力发展过程中,打猎吃肉是关键,肉食让人的大脑发达⑾。采果时期大脑还简单得不会编篮子,打猎生活迫切需要的却是盛水的罐子。可知陶器产生在肉食时代。
     
     西方最早盛水的容器是人的脑袋⑿,我们听着怪吓人的。华夏初民与众不同,取水用葫芦,这东西一向有神秘色彩。有人考证,中华的华、花、瓜、瓠、葫芦,还有“壶里洞天”的壶,都是相通的⒀。葫芦壳长硬了就是天然的容器,我小时候用的水舀子就是葫芦瓢,又轻薄又结实。匏也是葫芦一类,插上几根竹管能做成古笙。葫芦当坯不比编篮子现成?但中国可从来没人说“陶器是‘编笆造模’弄出来的”。
     
     古书说伏牺开始肉食,又说他“灼土为埙”⒁。古书还说,先民在地上掘个坑,“以火坚之”就发明了舂谷子的臼⒂。那地方可必须是黄土湿地。说用“火”,让我们心头一亮。人类开始用火是因为发现烧熟的肉更好吃。《礼记》说,上古的人“食鸟兽之肉,未有火化…”⒃,直到出了圣人燧人氏,教人用炮、燔的方法把生肉弄熟。“炮”在中国古书中特常见,就是用湿黏土包裹了再烧,所以“炮”字从包。游牧民族都是把整个大兽或肢体挂在三角支架上直接用火烧。中国就没见这样的记载。
     
     你可曾注意,中国古代提到动物,总是鸟在兽先?连骂人都说“禽兽不如”,而英语中有骂兽的没骂鸟的。一条条线索,让人联想到埙的产生。鸟比兽小,最适合用稀泥包裹了再放进火里烧。反过来看,初民挖空心思也想不到捏一个空心的泥球。埙到底是怎样发明的?如果是炮鸟时无意中的副产,又怎么论证?这不是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引人入胜的难题吗?
     
     三歌:从伏牺到神农
     
     中国人崇拜三皇五帝,三皇头一位是伏牺⒄。伏牺吃动物肉,牺、物都是牛字旁,牛是最重要的物,透露了我们祖先曾经跟洋人一样馋牛肉。祭神祭祖讲究用牛,叫“太牢”。
     
     《易经》说,创造八卦的伏牺还发明了“网罟”⒅,“罟”的上部是“网”的变形。都知道网是捕鱼的,但《易经》却说用网猎兽、用罟捕鱼。在别的文明中,猎兽普遍用弓箭,很少用网的。中国人管猎牧民族叫“夷”,字形就是大弓。中国弓箭主要用于战争,将军射雕是显示神箭。用箭射鸟,箭难以回收,生产成本太高。用网捕到的小兽也适合用炮法。谈到打猎,中国人也总是先说渔后说猎,还有“舟车”,都提示着先民的生活不离水边。《易经》说,八卦的发明是受了“鸟兽之文(足迹)”的启发⒆。卦象的三个细道道活象鸟爪子。很多迹象显示,好象中国从来野兽就比较少,人们曾先后拿鱼、鸟当主食。兽都哪去了?古地理学家说,黄河地区缺少欧洲那样的大森林,我更重视人口繁生造成的生态破坏。《史记》第一篇讲的是伯夷兄弟饿死的事,鲁迅的“故事新编”有一篇《采薇》,说这哥俩抵制周朝新政权,“不食周粟”,躲进首阳山里采野菜充饥。洋人会奇怪,为什么不打猎吃兽肉?就说现代“自然”灾害时期吧,城里每人一月二两肉,山里连野菜都挖光了,还打什么鸟猎?推想早在三千年前,中原的首阳山就变成秃山一座了。
     
     鸟的个头比兽小多了。繁多的人口靠鸟充饥,必须是大鸟群,《庄子》描写的遮天大“鹏”就是千万只鸟,出现很晚的朋字(肉部)古人没法解释,我说就是大量的肉。大鸟群多是水鸟。黄河湿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轻轻的鸟爪就能踩出八卦来,可见稀黄泥的黏软,这可是包裹小鸟小兽而“炮”之的现成材料。
     
     华夏文化是农业文明,就该从神农正式算起。古书说“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才“教民农作”(20)。务农的时期没有清楚的界线,西方也一样。人类学家说,冰河时代后期各地都生长出大麦,牧民拿它给牲畜当“料”(21)。西方是从打猎自然变为畜牧生活的,种点大麦不过当补充,农业发达是后来的事,中国可不同。马克思晚年惊异地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有个例外:印地安人跳过了畜牧时期,直接进入“园艺时代”(22)。他不知道,比起中国人来,印地安人是小巫见大巫。“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开始用火,据韩非子说,在那以前生吞的竟是蚌蛤之类细小腥臭的东西(23),看来那饿已然挨上了。天赐的大麦并没偏了中国人,“来”字的本义就是大麦,意思是不期而“来”。但华夏食粮的正宗却是粟、黍(小米、黄米)。人家吃牛,我们吃蚌;熬到务农,又吃粟粒。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uesGernet)管粟叫“狗尾草籽”(23),培育了七八千年才砂粒大。世界最庞大的人口,靠最细小的食物来养活,多么奇特的命运!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不想法解释,文化史的研究者就该寝食不安。
     
     对比西方,他们没有全民长期挨饿的历史,自古就吃烤牛肉至今,所以俞平伯先生管西餐叫“貊炙”(24)。洋人不会有“炮”法,庞然大物的牛,能包成个大泥团吗?
     
     四歌:叫花子怎样吃鸡
     
     讲个佳肴的故事换换口味。这道佳肴名字怪,叫“叫化鸡”。话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据另一版本,是在江苏常熟)微服出巡,忽闻一屡奇香,派御膳房的官员追踪查访,原来是叫花子偷了鸡,拿青草裹圆再包上一层泥糊,烧熟了吃。皇帝即命御厨仿做。后来传出宫廷,成为饭店里的一道佳肴,改名为“富贵鸡”。19792月号香港《饮食天地》杂志有篇文章,记载美国喜剧名演员丹尼基在香港“北京楼”用餐,就引用了这个掌故(25)。
     
     富贵鸡的来历决非胡编乱造。第一部中国烹饪学概论的作者、扬州亡友陶文台先生考证(26),乾隆远不是头一位享用叫花鸡的君主。早在始用“天子”称号的周朝,宫廷“八珍”之一的“炮豚”就是用叫花子的烹饪法做成的,不过原料是乳猪(27)。叫化鸡消失了很多朝代,但于美食并无损失。中国的烹饪技法,几千年间一直在曲折前进,从来没有象计时器、指南车那样停滞、倒退。“炮豚”到周朝就发展到七八道工序,历代的御膳,真个讲究龙肝凤髓,新“八珍”花样百出,还稀罕什么土炮鸡?乾隆皇帝馋起叫花子的吃食来,就象慈禧太后爱上了窝窝头一样,不过是吃腻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儿。富贵鸡的吃法,是首先敲破裹在外面的硬壳。那不正是陶器的碎片吗?陶器后来发展为瓷器,它的名称CHINA也是“中国”的名称。这叫人相信,瓷器的前身、中国的陶器,决不是从巴比伦传来的。
     
     清朝的偷鸡贼,可算得了祖先“炮”法的真传。远古吃炮鸟的是饥饿的部落群体。大量的鸟供人群充饥,只能是大鸟小鸟一起裹了黏土放进火里烧。我梦见了那时生活的一幕。
     
     话说,黄帝纪元前五十世纪的一天黄昏,在中原渭河低地的水边,一个部落的人群围着渐渐熄灭的大火堆。强烈的焦臭随着黑烟顺风飘散。过了不久,一位身披树叶、白发苍苍的老妪(那时还是母系时代)一声令下,赤裸着黑瘦身体的女女男男涌上去,用木棒拨出大大小小的黑泥团,敲破了,剥出里面的鸟肉,耐着灼烫大嚼起来,瞬间就一扫而光。这场集体会餐虽然匮乏,却没有半点挣抢,大家自觉服从年龄的顺序。除了得到优先的老人们,没人吃得够上半饱。
     
     一个身躯高大而格外枯瘦的后生又去翻动冷却的灰烬,拣起几个黑糊糊的泥疙瘩。他敲破两个,里面只有一点鸟骨头的白碴。剩下一个最小的,圆溜溜的挺可爱。他没砸也没扔。夜幕降临了,人群消失在黑暗中。凉瑟瑟的风中,传来狼群的哀嚎。忽然响起一阵古怪的声音,“呜呜——呜”,跟狼嚎相呼应。顺着声音看去,只见河坡一处高地上站着一个人影,在月亮的映衬下,正仰头吹着个小圆球…。
     
     这天,世界上出现了一件东西,其奇特神妙远远超过石刀石斧,也大不同于用牛角做成的号子。它就是中国的乐器——陶埙。不能说有人发明了埙,也不能说它是自然出现的。火堆中裹着稀泥的大鸟烧熟时,有的小鸟就烧焦了,骨肉都化为青烟从泥团的破孔中冒出去,剩下个空泥蛋蛋。
     
     屈原在《天问》中提到,帝尧时代彭祖发明了美味的野鸡羹。自那以后烹(煮)代替了炮。但象乾隆那样的盛世,古老的炮法也仍然在叫花子中间若断若续。
     
     五歌:埙——壎——熏
     
     我说小鸟炮焦就成了埙。如果你是爱幻想的读者,你会感到这种念头新奇可喜。倘若您是思想缜密的学者,您多半已经产生了反感,说又有一个家伙在这儿哗众取宠了。
     
     我提出了个大胆假设,需要小心论证。我怕曲折的推理烦跑了读者,再一想,侦探小说也叫“推理”小说,却让人拿不下眼来。探究“埙”里洞天,好象侦探家勘察古堡中的可怪踪迹,读者该是全神贯注紧随其后。我相信刨根问底是人的天性,何况刨的是民族传统的老根,问的是中华文化的谜底?
     
     先请注意烧焦的“焦”字:下边四点是火字的变体,上边的“隹”是鸟字的变体。叫化鸡的鸡字,我小时学的繁体右边有个隹字,就是短尾巴的鸟。短尾巴恰好容易裹成泥团。
     
     今天提到“焦”,首先会想到米饭烧焦了。古书说,谷粒儿最早的吃法是过过水放在石板上烘熟(28),同样容易焦。但祖先开始创造汉字时,对新食物的感受还浅,文字反映的还是传统的生活。
     
     假设埙是别国的古物,对它的研究就只能靠考古学,哪国也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连续而丰富的历史记载。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就靠遗址发掘,难得参考文献。中国的清朝,“考据学”大师辈出,他们的求实精神跟现代考古学没有两样,不过“考”的对象是“故纸堆”罢了。他们个个是文字学家,掌握了很厉害的新手段。
     
     从“焦”看出了饮食史,这叫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欧洲上古洞穴岩画中的猎人拈弓搭箭,跟汉字“夷”描绘的拉大弓有什么两样?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古今一贯的象形文字,它跟古今语音的对应,也弄得一清二楚。陈寅恪先生管汉字叫化石,说“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29)。汉字包含的远古信息是“文化人类学”的无尽宝库,可惜洋学者们还没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从文字化石中循着蛛丝马迹细心探求,就能解开埙的由来这个疑谜。
     
     xun(埙)是现代读音。宋朝以前的汉语还没有“x”这个辅音。埙要等我来捉摸,多亏了我的籍贯。老家较古的方言中还没有退化出“舌面辅音”x(还有j、q),而是清楚地分为舌尖s、舌根h两类。xun要么念s-iun,要么念h-iun。埙本来读h-iun(英语he、win连读),声调是“阳平”。这个音节在汉语中只有一个“熏”字。幸而是唯一的,天不绝人,否则就没法论证了。埙是个出现较晚的简化字,原字是“壎”,土字旁是后加的。人们笑话“生字读半边”是半文盲,忽略了偏旁。学问深了才知道偏旁往往可以忽略。汉字的发展有个规律:形声的半边有更重要的表义功能。茎、径、颈三个字,形声部分都表示一根直线,男根叫阴“茎”。乐器名称的“壎”,跟薰、醺等字一样,都是“熏”派生的。
     
     “熏”至今是个常用词儿,比方说“厨房里烟熏火燎”。汉代的《说文解字》记载着每个字的字形由来,它对埙字的解释,历代学者没人提过异议。熏的篆字是,黑字上加“单艸头”的屮字,解释是“火烟上出”。屮是描绘烟气上升的形状;这跟蒸字的情况类似。蒸的草头跟草没关系,是描绘水蒸气上升之状的。的单草头显示的正是细烟从小孔中逸出的形象。至于那个黑字,注释说:“烟所到处,成黑色之象。”再查“黑”字,篆字是,解释是“火所熏之色也”。黑由、炎两个字构成,“”就是烟囱的囱,就象埙的破孔。
     
     熏是现象也是动作。《诗经》描写过用烟熏房屋中的老鼠(30)。后世更有熏鱼熏鸡,熏成了美食料理的手段。还有“熏陶”这个词儿,提示着埙跟陶器的关系,更值得捉摸。
     
     “埙”的读音跟“嘘”非常接近。我家乡话中嘘念hü,双唇比念“呼”时扁细,正是吹吹埙的口形。这让人从埙的文字由来进一步想到xun的语音演变。还有“虚”表示空心…。
     
     埙的由来,书里的现代说法是为摹仿鸟兽叫声、引诱猎物而做的。鸟鸣巧舌如簧,岂是笨拙的埙模仿得了的?但我倒很赞赏这种说法,至少能提出一种假说。
     
     六歌:时间隧道的古怪喧嚣
     
     要想复原出远古生活的真实场景,就该有声有色。还得设法弄清埙的古怪声响。
     
     中央音乐学院的张维良教授是中国管乐研究会会长,我在荧屏上多次看到他儒雅的形象。张艺谋决定用埙给电影《菊豆》伴奏后,就找到了他,从作曲开始包办。也许由于《菊豆》的成功,张教授对埙研究得更深,曾在一个电视片中专门介绍,我当然看得比谁都认真。他说埙的声音有三个特点:第一,最容易吹响;第二,声音“非常凄凉悲伤”;这第三嘛,我有更深奥的联想,这里先不说。乐器的进化当然是从简单到复杂,游牧民族的号角只能发出单音。范仲淹描写边塞的宋词说“四面边声连角起”,宋朝的辞典才收入“角”,说它是“羌胡”民族的“军器”(30)。牛角号子这么简单的玩意儿,中国愣是没有,这也印证了我们的祖先没经过肉食充足的游牧生活。
     
     西方音乐史说,人类最早的乐器是四千年前的骨笛,始见于瑞士。这个问题,天津的业余研究者刘士钺先生倒是个权威,我拜访过这位精通多国外语的残疾人。他得知中国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骨笛,就对照西方文献,撰写论文把笛子的历史提早了三千年。联合国UNESCO音乐委员会曾邀请他出国交流。我想也许西方早就有了骨笛,而吃了缺乏文献的亏。
     
     根据失传的古史《世本》的片段记载,中国原有笛类乐器“篪”,出现在埙之后。古书中谈到原始乐器,总是埙篪并提。《诗经》说兄弟合奏,哥哥吹埙,弟弟吹篪(31),还说埙、篪的声响天生和谐,能体现哥俩好。这个典故流行很广,杜甫就用过(32)。唐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那时篪已被“羌笛”取代而失传了。还有胡琴和琵琶的引进,岂不都显示着外来乐器早就占了优势?
     
     埙、篪音响和谐,有什么共同之处?古书说“篪声悲”,象孩子啼哭(33)。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埙跟篪又有何不同?古书用一个“浊”字形容埙的音色,进一步的解释是“喧喧然”。还有一种“大埙”名叫“嘂”,这个怪字比“叫”多三个口,也当“叫”讲。四个口也是个部首,这个部中的“嚣”字,跟埙的“喧”大有关系。四个口表示“众口”(349):整个部落孩子哭大人叫,那喧嚣就有惊天动地之势,加上“凄凉悲伤”的感情色调,“喧喧然”就该是“呼天抢地”了。
     
     听啊,那吃尽了蚌蛤的人群陷入困境,求生无路,呼天不应…他们是我的祖先。
     
     写这篇东西我得步步查书,从喧字查到嚣,我忽然感到有点儿发瘮。仿佛我脱了壳的孤魂不由自主地飘过“濒死体验”的“时间隧道”,又被老爱因斯坦拽着穿过了广义相对论所谓“弯曲时空”的“虫洞”,倒退一万年,回到几百代老祖先的野鬼们身边。
     
     我的母亲给我讲她的老母身受饥饿的惨状时不禁大哭,我也曾随着哭。我们中国人没有上帝,世世代代骨血相连,苦难相续。每遇凶年,白骨蔽野。心非铁石,怎能不同此一哭?呜呼,哀哉!
     
     七歌:“反哺”的乌鸦
     
     “呜呼”,是大哭之声的最早的录音,始见于古老的《书经》(35),记录的是传说中的夏朝,先民面对群体生命失去依托而大放悲声。
     
     “呜呼,哀哉!”则是《左传》中痛哭死者的录音(36),后世这四个字用在千万篇祭文的结尾,实际也是众人失声痛哭的开始。你可以拿它开玩笑,但不可不知其中有着世代祖先们的泪雨滂沱。
     
     大放悲声是怎样的声音?只能是裂开大嘴的“啊——啊”。“A”的录音,怎么会变成“呜呼”中的“U”?这是古汉语语音探究中的千古疑谜。我知道多数读者决不愿在这上面伤脑筋。但人是爱动脑筋的动物,他懒得动您不懒得,中国人懒得,外国人不懒得。研究古汉语语音成就最突出的是个瑞典人,汉名叫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他根据诗歌压韵的原理,拿《诗经》当材料,愣把上古的韵母体系复原了出来。
     
     当然中国的音韵学家更了不起。清朝涌现的一批中,最有名的是教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那位顾炎武老先生。现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则总其大成。他们一致认定,《诗经》时代汉语还没有U这个元音,后世以“啊”为韵的,都跟乌、乎一起归入“鱼”韵(37)。比方说《诗经·北风》这首古代民歌中,乌鸦的“乌”和语气词“邪”都押着A韵(38)。前边说的华、瓠跟葫、壶等字的相通,也是印证。
     
     原始部众绝望的哀号,就象大群乌鸦“啊——啊”的叫声。《山海经》说很多鸟的名子就是“自叫”(38),“乌”这个鸟名就是这么来的。你会说用“啊”记录埙的音响太不准确,怎奈古音中没有别的可用。今天不管让谁找个字表示埙的音响,没有不用“呜”的。发U音的乐器,后来有了洞箫。我不说“箫”,因为上古它指的是排箫,声音象笙。洞箫是汉朝才出现的,声音悲凉惆怅。苏东坡感人的《赤壁赋》描写秋夜泛舟,说“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泣如诉”。“呜”这个形声字,间接也来自乌鸦的叫声。埙跟箫听起来有些相近。“呜呜然”跟乌鸦的“啊啊然”对不上号。上古汉语里没有U音,而到苏东坡的年代就发得那么准确,那么中国人是怎么学会发U音的?是不是跟埙、箫的影响有关系?古书说埙的声音“浊”,让人想到英语中的“浊音”要求发音器官整体共鸣。这就接上了上文的伏笔、张维良先生所说埙的第三个特点。乐器分弦乐、管乐两大类,弦要弹、拉,管要吹。埙属于哪类?有点麻烦。算管吧是个圆球,不算吧也要吹。张先生说,埙的发声原理跟一般管乐器不同,气不是从管口出来,而是在球腔里转一圈,又从上端的吹孔吹跑了出来。我听他说到这里,就想起山西出土过没有音孔只有吹孔的古埙(40),兴奋到仿佛我的心房变成了喧嚣的埙。洞箫的管腔有阻隔,不象笛子那样从管口出气儿。失传的篪也一样。洞箫只能抒发被唐宋社会文明驯化了的个人的哀怨。古书的“大埙”之说,实物难以想象,埙怎么能大?我怀疑指的是众埙齐鸣。“大埙”呼天抢地的群体叫嚣,是人的文化原动力跟生存逆境拼死冲撞发出的最强音。音乐评论家李皖先生说,埙的声音让人想到“远古太初”和“古人所面对的天地图景”(41)。吹奏之气的回溯,跟时间的回溯相应。
     
     回过头来说乌鸦。白居易诗曰“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无数古书提到“乌能反哺”,是“孝鸟”(42),古人深信不疑,而鸟类学家却一无所知,岂不可怪?中国伦理最重视“反哺”之孝。伦理属于哲学。吹埙的气体反转出来,让我想到老子的哲学名言:“反者,道之动”。
     
     无往不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埙的发声不就体现着这个规律吗?
     
     八歌:“味”即“道”食为“天”
     
     侦探和考古总要扩大线索,我们的文字学考古也一样。埙、箫都是“吹”的,吹字跟“炊”(蒸)同出于哈欠的“欠”字,篆字描绘着口中喷汽。
     
     《说文解字》中还有一个怪字,解释是“管、埙之乐”。怪字下部的象排箫,上边的炊字引起我的注意,把埙跟甑(蒸锅)联系了起来。一个埙,一个甑,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对大怪物,同属仰韶文化。
     
     文化史权威汤因比(A.Toynbee)的著名原理说,民族生存的逆民族生存的逆境最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43。甑的发明可算最好的例证。神农选中的主食是粟,粟粒细小,不能用熟悉的炮法弄熟,逼得先民发明了陶鼎。巴比仑很早也有盛水的陶罐,但中国独有的三条腿的鼎,可是用来烧火煮粥的。缺少森林就得节约柴草,所以又把鼎的三条腿都改进成空口袋,这种怪物叫“鬲”。古书说黄帝“煮谷为粥,炊谷为饭”(44),用鬲煮的稀粥不解饱,给它加上箅子、盖子,就成了蒸饭的甑。洋文把甑翻成steam-er,steam-er也就是蒸汽机。
     
     埙的饥饿之声奏响后,中国人的饮食生活被迫偏离开了人类共同的阳关道,走上了粟食的歧路,历尽曲折,苦尽甘来才到达“美食王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45),试想要不是饿蓝了眼,何至如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游牧者冲散的文化。凭什么?我在一部学术专著中提出了假说:最早务农的部落碰上了特殊环境,围在几个游牧民族之间。要保护收成不被掠夺,就凭靠人多势众,以柔克刚。这样便养成了两个文化基因:繁生、聚居,决定了今天的庞大人口、悠久历史两个“世界之最”(46)。人多又不挪地,必然造成生态破坏-连年灾害-大量夭亡-更多繁生,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汉代智者贾谊说“饥荒乃天下之常”(47)。我们见面问“吃了吗”的怪俗,夏尊先生说只因“饿鬼转世”,他还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吃爹娘,四条腿的不吃眠床。”(48)。《礼记》要求,在外做客吃三口饭就要“告饱”(49),等主人劝再吃,连“假谦虚”的民族性也是饿出来的。
     
     元代戏曲里有个笑话:一个吝啬鬼在市卖的酱鸭上抓了一把,回家吮吮四个指头,就“下饭四碗”(50),留个指头下顿饭再吮。这没法让洋人理解。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懂什么叫“下饭”?粟饭干涩粗糙,唾液退化的老人根本没法下咽,而老人的健康长寿是聚居的头号保障。有个著名典故说,老周公为了接待上访者,吃一顿饭竟要吐出来三次却不咽下。为了帮助粟饭下咽,发明了羹。韩非子说小孩过家家还要有稀泥羹、干泥饭哩(51)。羹除了润滑作用,还能用美味刺激唾液的分泌。羹本是煮肉,肉缺了就用菜(“草之可食者”)填充,演变成下饭的“菜”,饭菜交替入口,是中餐的灵魂。《礼记》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原理,说就跟彩画必须衬白地儿一样(52)。洋人擅长油画,却不懂用无味的饭反衬有味的菜,是因为没挨过大饿,也就没有醒过“味儿”来。常言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奇怪的是没人发现这话的矛盾。鸡肋没肉却舍不得扔,不就为咂点味儿吗,怎么反说无味?这标志着中国人“味”的启蒙。“味”本来是“食”的属性,却跟“食”对立起来,甚至成了食的代称。这个道理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从前私塾的孩子都会背:“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降为地”(53)。“味”不就是食之“轻清者”吗?埙出现时,轻清的美味还没创生哩,无怪埙的声音“浊”了。
     
     杭州叫化鸡味道好极了。谁想到“味道”这个词儿是近代才流行的?你不信,去查《辞源》,说汉朝就有了,再看解释,原来那说的是对“道”的体味。台湾某哲学教授说,美国人称赞美味只会说“底里射死”delicious一个词儿(54)。汉朝中国人也只会说个“甘(或同义的美)”字。唐朝懂得了“香”,宋朝人懂得了“鲜”,一个用鼻子闻,一个用舌头尝。舌为阴,鼻为阳,应了《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之为‘道’”。“民以食为天”这句怪话叫洋人怎么翻译?公认“天”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我说可以把“天”置换成“哲学”:中国人饮食蕴涵着中国的哲学。中国没“文化”这个词儿,相近的是“礼”,《礼记》断言“礼”始于饮食(55)。中国古人认为文化的根本差别是“食”,把异文化的民族称作“不粒食者”(56)。中国“食”分阴阳,“天”合乾坤,让人想到中国的埙里别有洞天。您觉得离题了?不然。中华文化中,饮食跟音乐在压根儿就是一回事。九歌:音乐、烹饪统称“和”
     
     《九歌》说的彭祖做野鸡羹是神话。美味的羹是商朝开国贤相伊尹发明的,钱钟书称他“厨师哲学家”(58)。海外中餐业者想供奉“厨祖”,中国烹饪协会曾邀集几位研究者商讨,我有幸参与。大家认为伊尹最有资格。如果说谭盾是第一位现代作曲家,那伊尹就是第一位古代作曲家。史书记载,他作过四部有标题的乐曲,第一部就叫《大濩》(60)。濩字我一查吃一惊,就当煮讲,那么《大濩》就不妨叫作《烹调交响乐》了。烹调和音乐有共同祖师,因为两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厨祖的第二候选人是春秋时代的齐国的宫廷厨师易牙。齐桓公最爱吃他做的菜肴,古书的说法是“桓公甘易牙之和”(61),“和”曾是菜肴、烹调共同的名称。白地衬彩画、淡饭衬好菜,古书中就说“白受彩,甘受和”。“和”又指音乐,篆字有排箫的形象。《乐记》说乐是“天地之和”。林语堂说,我们看到西方人把烤鹅跟菠菜摆成在一碟,就会“嘲笑这些野蛮人”。他拿中国的白菜煮鸡作比,“鸡味渗进白菜里,白菜味钻进鸡肉里”,说这叫“调和”(57)。“和”翻成英文是harmony,再译为中文就是“和声”。中国音乐没有harmony(62),但恰好烹调里有。和声就是“和而不同”,do、mi、sol三个音阶共鸣非常悦耳,把mi换成fa则极为刺耳。在烹调里,最早往肉羹里加酸梅,效果就象悦耳的和弦,但对反面的破坏调和还认识不够。清朝大美食家袁枚完成了“烹饪和声学”,他在探讨烹调的“和合之妙”时,提出了搭配禁忌的理论,举出“芹菜、刀豆忌配荤”等例证63B。袁枚跟和声天才莫扎特是同代人。中国的烹调,德国的和声,恰好有和合之妙。德国哲学家,从莱布尼兹到海德格尔,都对中国哲学非常推崇。“和”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最早的论述者是晏子,就是那个“使楚”的矬子智者。他完全借着调羹讲解“和”(64)。他同时也讲到音乐,说单调的音阶没人爱听。所以埙才从一孔改进到多孔。
     
     和声确实先进,怪不得维也纳的爱乐者看不起中国音乐。可是儒家经典给音乐的崇高地位却超过西方。《乐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比“礼”还高。孔夫子拿礼、乐当“先进”的标准,说“后进于礼乐,野人也”(65),这真教圣人之徒的我们没法为自己的落后辩护。
     
     中国音乐实际上的落后,原因何在?我说也是饿出来的。青铜编钟以其半音齐全,推翻了中国“五声音阶”的谬说(66),慑服了维也纳。铜钟就是把食器倒过来,因为贵族要“钟鸣鼎食”,用音乐佐餐。对于世代饥饿的百姓,糊口当然比悦耳要紧。音乐缺少了百姓消费的需求,哪能发达?
     
     古罗马的宴席歌舞极其淫荡,跟现代的性放纵相呼应。这就引到了“食、色”的有趣话题。孔夫子曾痛斥轻松的音乐“淫”。有人说西方文化偏重男女,中国偏重饮食。饮食成为文化的核心,迷乱了感官,更迷乱了词语,使本来包括香气的“臭”变得臭不可闻,“味”也从舌头的味觉tast模糊到兼指鼻子的嗅觉,smell在汉语中竟“没词儿”了。是性感的,如果做出炖肉型的香水,没一个女郎不喊恶心。听埙曲,“闻”(嗅)熏鸡都用耳朵,表明烹饪同化了音乐。我爱音乐远超过美食。不过懂得吃咸菜的主儿,能闯进饮食文化圈,全靠新奇观点。最重要的该是“倒流嗅觉”的发现了。“香”的本义限于“谷气”,花的“臭”气(古书说“其臭若兰”)得说“芬芳”,那是“正嗅觉”,象巴黎香水一样跟“性”相关。黍米特有微弱的幽香,嚼在嘴里时从鼻孔逸出,这种smell跟舌头的味觉taste密不可分的结合,就是“味道”flavour。饮食既是文化的核心,倒的“食”便同化了正的“性”,炖肉跟巴黎香水才“香”得分不清了。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分阴阳、味合鲜香”。智慧如老子,也用舌头“五味”称呼美味。孟子慨叹“味”的难知,关键是倒流嗅觉。竹笋是中国一大美食,正面嗅嗅,跟捏紧鼻孔一样毫无所闻。这跟埙有什么相干?深奥的关系本来难以言传,可以形象地提示一句:笋的幽香的感知,靠的是从进气的鼻孔倒流时得到加强。埙的空间共振之声,不同样靠吹进的气从那个吹孔倒流而形成的吗?埙、炮同是中华文化的本原,它们跟西方的乐器和烹饪差在哪里?千言万语说不清,不如简约成两个符号:水、火。《易经》说“水火相济”,水在火前。做埙、炮鸟要先用水。记载伊尹事迹的商代传说《本味》被认为烹饪的经典,根本道理是用水控制火。水是物质的溶剂、热的介质,缺了水就绝对没有“和”。老子哲学贵水,把水捧上了天。我发现中国人素有对火的恐惧,吃羊肉也“上火”。神话说夸父追太阳,半途就不追了,喝干黄河还是渴死了。这种“集体潜意识”跟人类普遍的太阳崇拜不同。令人玩味的还有太阳跟乌鸦的关系。乌字不在鸟部而在火部,神话说太阳中有乌,字典说乌是太阳的代称。太阳是火、热之源。火把充饥的鸟炮焦,这就是埙的悲声的由来。
     
     余音:从《天问》到《问天》
     
     倒退两千年,屈原沉江自尽之前,面对楚国祖庙中描绘神话的壁画,对天地、人世的由来和历史,发出一百多个问题,就是题为《天问》的奇文。它不是诗歌不是散文,但在文学史上却有重要价值,因为反映了神话发达的楚国文化怎样不同于列国,更因为发出了生命的追问。
     
     又一个千年开始了,“全球化”正在迅猛推进。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以神话般的奇丽引起万邦注目。我们对于自己文化来历还有很深的疑问。更有,当数字技术使世界急剧“虚拟化”时,人类痛失家园,惊呼“上帝死了”的西方人也呼唤着“终极关怀”。“埙”的主题是音乐学也是饮食史。音乐我是门外汉。中华饮食文化我探究了十年,逾益感到渺无际涯、莫测高深。我是在“尊老”课题的探究中意外对饮食发生兴趣的,没想到会提出假说:饮食、尊老分别是中华文化的物质、精神本原。
     
     我象发现了飞碟一样,没少忘情地叫喊,同时也怀着“人微言重”的不安。提出的问题非不重大,论证非不规范,但甚至“学界泰斗”的推荐也没能招致我渴望的论难。为什么?我觉悟了:现代学术体系是学科的坚壁清野,谁让我走到多学科的荒凉边界。我认定这里将归属“文化人类学”,在此流连,得跟国际权威对话。我生平坎坷多病,学术上起步恨晚,哪有资格,人家也很难改变只管“田野考察”、不睬历史材料的学科成见。加上传媒垄断、人心浮躁,人们会“谓我何求”?
     
     早于屈原的伍子胥,怀着家国之恨逃离楚国,在吹箫当叫花子时,曾发愿说:“吾日暮而途远,吾将倒行而逆施!”(69)。我也从学术途径上权且倒退,把专著的观点体系降低为奇谈狂想,写出这篇四不象的东西,让我被折磨的头脑稍获释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至今面对挑战,而不失其假说的价值。图腾由来的假说多达十几种,来自“饕餮”之说跟本文一样跟饮食有关、也拿语音当论据。我虽鄙陋,谁不许我就中华文化的本原聊备一说,万一真的是文化基因,也免得偶然露头后复归泯灭?
     
     季羡林先生在为我写的一封推荐信中说:“‘尊老报德’是中华文化的精华。”(71)他还提到了《礼记》强调的“报本复始”。这种传统要靠对祖先的祭祀来维系。祭礼最早用音乐,后来更重视用饮食,以体现“反哺”。为了尊重远祖的生活,献祭要用不加调和的牲肉(“大羹不和”72),音乐也要最原始的,那就是埙、匏,它们象葫芦或“壶”,里面有秘药、有洞天。
     
     古人说陶器是水、火、土结合的产物,水为先(70)。老子哲学贵水。文明可以以用火的旺烧来象征,环境危机本质上就是火的失控。在“后现代”的种种危机中,西方倾服了老子的智慧。一体化的文化当然要海纳百川。饮食关系到个体生命,音乐关联着群体生活。我们要承认音乐的落后,西方要接受“味”的启蒙。中西文化似乎有水火之殊。中国在饮食文化中实现了水火的融合,还要引进普罗米修斯之火,在文化的全领域中祛除阴冷。
     
     前年在日本冲绳的西方八国会议上,首脑们一起举起筷子。然而中国人却在赶洋快餐、自助餐的时髦,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叮嘱:对中餐要“保守之,以为人类之师导”(74)。中华文化的最后堡垒叫人忧虑。另一方面,在上海的西方乐团演奏会上,中国听众既不知音又不知礼的表现,叫洋大师们差点忿而罢演,似乎轮到我们自认野人。
     
     埙的结构改进了不少,能跟现代乐器合奏,古怪的音色也失掉不少。在新千年的“除夕夜”,谭盾先生又献演了他的新交响乐。为了结束这篇跨世纪的文章,埙是否加入合奏,我还没有打听。
     
     我们要使全球交响乐中谐振着尽多的华夏之音。然而在文化的调适中很容易弄出个最糟的组合。我的几千万父老兄弟竟在神圣的西洋迷信下成了现代饿殍,让天上疼爱子孙的列祖泪雨如倾。我还顾虑,谈论中华基因会被排外倒退所利用,使我们的文化沦为东方专制和西方奢靡结合的孽种。
     
     放眼世界,不祥的趋向也叫人困惑。神话中女娲补过的“天漏”真的出现,传说中的盖世洪水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正在逼近。老子强调静、躁之分,但他警告的“五音令人耳聋”竟由“重金属音乐”实现了,各国的男女还在为加重敲打、加快蹦跳而疯狂竞争。
     
     张维良先生专门为埙谱写了一部乐曲,上承屈原的《问天》,题为《问天》。
     
     我行年将老又无儿女,生命的一支无以延续,唯有怀我祖先,爱我同类。四顾纷繁和虚幻,我茫然的心中充满疑问。我想仰问列祖、仰问苍天。
     
     乱曰:今夕何夕?寰球何地?吾人何往?我辈何来?
     
     《诗经》说,老天爷用埙、篪的声响启蒙百姓(75)。我愿有人用新的土埙,向茫茫乾坤宇宙发出既非乌鸦又非天鹅的叫嚣:呜呼!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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