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杂谈] 满族音乐历史发展的三大文化圈

　　满族音乐是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从史料记载中观之，满族的先世——靺鞨、女真所创作的“渤海乐”、“女真乐”和清皇太极改称“满洲”后的满族音乐，已成为东北古代音乐的主体，在历史上曾对日本音乐和我国中原音乐有过较大影响。然而，由于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等文化背景的改变，使满族音乐的面貌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本文拟以史料记载中的渤海族、女真族、满族民间音乐和当代音乐工作者收集整理的满族民歌、萨满音乐为表述对象，从“文化圈”的意义上去观照满族音乐。以此较全面地、历史地认识满族音乐，以期对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满族音乐提供参考。

　　    满族音乐生成的文化背景及艺术形态

　　有史可查的满族先世音乐是“渤海乐”，它是靺鞨建立渤海国后，逐渐吸收高句丽后裔、夫余人和其他部落而形成的渤海族的音乐。渤海国初建时期，各部落尚处在原始社会晚期阶段，渔猎是主要生产方式，以后由于和唐王朝的交流日趋密切，形成了国家政权中心地区生产方式农耕化的阶级社会文化结构，而边缘地区还保留原始的土著文化。这方面可从东宁县团结遗址发现渤海时期平民居住的半地穴式居住址和在渤海上京发现的地面建筑居住址的强烈对比便可窥见一斑。

　　渤海国文化曾极盛一时，（自契丹灭渤海后，渤海故地空虚、遗民甚少，其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后世记载中看到，“渤海乐”大致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渤海贵族享用略有汉化的贵族音乐，如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中的三个乐伎，他们手持的乐器，似拍板、箜篌、琵琶，这些是唐燕乐的典型乐器。这部分音乐经融会渤海、高句丽、汉族音乐风格为一体后，不仅为渤海贵族服务，还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宫廷音乐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民间音乐。渤海土著人生活在北方的深山密林、江泽湖畔，严酷的生活环境和殊死的狩猎生活，形成了粗犷乐观、勇猛机智的性格。《旧唐书·北狄传》载：“靺鞨人性凶悍，无忧戚，……”、《契丹国志·卷26》载：“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夸男子智勇骁勇”。由此《隋书·乐志》载：“开皇初年，（靺鞨诸部）相率遣使贡献，高祖因厚劳之。令宴饮之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战斗之容”。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后，移居契丹本土的渤海人仍跳传统的“踏棰”舞。从上述形容渤海民间乐舞的记载中，虽无从考察其音乐形态，但可以判断出渤海族民间音乐的生成与他们的性格和生产方式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近年，音乐家们挖掘、整理出了渤海国时期传入日本宫廷的“渤海乐”中的一个乐曲——《新靺鞨》，从解译后的乐谱中看，“曲调坚定有力，有劳动号子的特点。旋律音阶是以sol，la，do三音列为核心的五声音阶，这正是现在满族民间音乐的特点”。这个乐谱以具体的音乐形态证实，渤海族民间音乐具有以劳动节奏为主和体现原始美的艺术特征。

　　渤海国亡后，“黑水靺鞨后称女真，金源各族所从出也”。建立金帝国的完颜部源于“生女真”，始初他们生活在地处边远、气候寒冷的丛山荒野、江河湖泊间，生产落后、生活困难，仍处在野蛮阶段。但是他们孕育着自强精神，企望南迁，最后经过长期大规模的征战统一了女真各部，又消灭辽王朝，建立起庞大的金帝国。此后，女真族呈多种文化状况，入主中原和上京地区的女真人以农耕文化为主，逐步与汉文化结合进入文明社会；而留在东北地区其他的女真人仍以渔猎、畜牧文化为主，处在较落后的文化状态。

　　在音乐上，一方面金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效仿汉文化，让“乐”为“礼”服务，便极力吸收辽宋音乐，使其典礼音乐、祭祀音乐丰富完备，并形成较完整的礼乐制度和治乐思想；另一方面，因为过分地推崇汉文化而淡化了女真文化，使官方制定的女真语和女真字逐渐被汉语、汉字所代替，继而女真族音乐也被人们淡忘。正如《金史·乐志》载：“大定二十五年，幸上京……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於是诸老人更歌本曲。”由此可见，除老人外，大多数女真人不会唱本民族歌曲。所以，女真族民间音乐在史料中的记载仅是，乐有“鼓笛”、歌有“鹧鸪”、“臻蓬蓬歌”等。那些以后作为牌子曲进入“元杂剧”，似乎是女真语曲名的“阿那忽”、“风流体”、“唐兀歹”、“也不罗”等。在女真族的萨满活动中还可看到女真音乐的踪迹，《金史》卷65“谢里忽传”载：“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自尾，横视之则有右翼者。’其哀切凄婉。若嵩里之音。”这段文字记载了辽代女真人的萨满活动及其萨满歌词和音乐情势。

　　上述史料说明，女真族劳动人民囿于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缺少文化教育，其民间音乐形态还较为简单，或继续传唱先辈留下的“鹧鸪”等歌，或和着单皮鼓唱着节奏鲜明而简约的“臻蓬蓬歌”，以及萨满活动之歌，而乐器仅有鼓（包括单皮鼓）和笛。由此可见，女真族民间音乐呈现出以生活节奏为主，体现自然美的艺术特征。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各部之前，东北地区大约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建州女真从牡丹江下游迁徙到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由于该地邻近明朝边地，促其生产方式从狩猎型急剧向农耕型转化，形成满语称之为“拖克索”的庄园奴隶制。海西女真从松花江中、下游迁徙到开原东和吉林南一带，他们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与汉人进行用土产品牲畜换取生活、生产用品的交易，使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庄园奴隶制比建州女真形成的还略早。野人女真留居在黑龙江流域，他们仍以渔猎为生，兼从事农业生产。满族统一后，虽从狩猎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但“精骑射、尚勇武、喜渔猎、善歌舞是其突出的习尚。骑马是狩猎和交通的必备条件，射箭是谋生（狩猎）和御敌的必要手段，已达到人人熟谙的程度。”满族人的性格“以勇往掠获为荣耀，以退缩无为为耻辱。所以战争之时人人勇跃争先，奋不顾身，甚至下令也制止不住。”从上述满族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性格秉性可以想到，满族音乐以反映生产、生活为主要内容，旋律质朴、节奏棱角分明，音乐性格坚定有力。这些艺术特征在当代音乐工作者所收集整理的满族音乐中都得以映证。

　　综上所述，在清入关以前的满族及其先世，他们生活在天气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的东北地区北部，出于生存的基本需求，迫切需要改变生活环境，在其北部毫无出路之时，极盼南迁，为此长期处在民族迁徙、战争、分化、融合之中。这种仅能维持生存的生产劳动和动荡的生活环境，使民间音乐呈现以极贴近生活内容的自然音调形态，以此来解除劳动疲劳，达到自娱效果。在此期间，因为满族先世在东北地区没有形成长期相对独立的政权体系，没有坚持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且又长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吸收汉文化，所以影响满族民间音乐形态、风格的自成体系和发展，几乎长期停留在较简单的音乐形态上。然而对满族音乐的认识却不能如此简单，正因为满族及其先世的不断迁徙，使得满族民间音乐在不同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不同变化。

　　    满族音乐发展的三大文化圈

　　在满族音乐（包括渤海乐、女真乐）发展历程中，因受不同民族文化影响，呈现出其生存、发展的三大文化圈，即中原北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东北地区以满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满族人聚居地的满文化圈。

　　1.中原北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

　　渤海国亡后，辽统治者唯恐其作乱，将渤海族人分散强迁至各地，到了金代，辽东地区的渤海族人逐渐增多，“人口达到五千余户，兵士有三万人”，金统治者也恐其难控制，故逐年将其迁徙到山东防卫，每年有数百户，“到熙宗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金朝政府更将渤海人大批迁徙到中原地区”，如此大批渤海人迁徙中原，必将渤海音乐文化带到中原，继续流传，最后以融入汉族音乐文化中的形式得以隐性发展，正如《金史·乐志》载：“……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

　　　　金代女真族入主中原，正是女真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阶段，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文化从经济生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女真族都有较大影响。金统治者主张民族平等，女真人和汉人都是国人；主张学习汉语和汉儒的经书和理学等著作，拜汉儒为师（如金熙宗请宋人韩枋为师，海陵王完颜亮及其兄、子曾请汉儒张用直为师）。在汉文化影响下，金代的文字“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合本国语，制女直（女真）字”；宗教改信佛教和道教；其绘画、雕塑、建筑发展很快，皆似汉风；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数学、医学等都有较大发展。在文学方面，女真文人在创作上跨越了汉文化的楚辞、汉赋阶段，“金一代的诗人，一开始就是从唐诗、宋词着手。女真文学的形式主要是诗、词、曲、散文、戏剧等。”金代兴起的“院本”和“杂剧”，为传入中原的女真族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领域，其中“院本”运用了大量女真族音乐，据专家、学者考察：“在690本‘金院本’中，采用汉人古乐曲的只有16本，其余可能运用女真音乐或金代北方民族音乐。”此后，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形成的“元杂剧”和明代戏剧中，也明显地吸收运用了女真音乐。如元代著名女真族戏剧家李直夫创作的杂剧《虎头牌》，“……尤其是对女真人风俗和军俗的描写，具体而生动，演出时《虎头牌》采用了〈阿那忽〉、〈风流体〉、〈唐兀歹〉、〈也不罗〉等女真乐曲。”《虎头牌》“剧本第二折用了许多源出于女真音乐的北曲，元明间这一折颇为流行，由于用17个曲牌组成套曲，通名‘十七换头’”。在元明间的戏剧中，贾仲明创作的《金安寿》和关汉卿创作的《南吕第一枝》的唱词中，曾提到的“者刺古”、“鹧鸪”、“垂手”都是女真族的乐舞名称，当女真音乐以其简约的民歌形态进入中原时，正值汉文化的戏剧发端时期，在此良机，女真族音乐从民歌跃入说唱和戏曲，进入了一个幸运的“时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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